“重典治吏”，就是指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官吏，《大明律》规定官吏贪赃超过六十两的就要枭首示众，其刑罚之重历史罕见，如果地方官员依仗权力欺压危害百姓，当地民众可以把这些官员捆绑赴京陈诉，形成了百姓对官员贪腐的控制，与唐律和其他时期的律法相比，明律对官吏犯罪的惩治要严得多，因为很小的过错而株连全族的案件经常发生，使得官员们人人自危，以至“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
“重典治吏”还表现在刑制繁酷上，明律公开规定，对谋反及谋大逆等严重犯罪，适用凌迟之刑，对于凌迟刑，中国的隋、唐、宋时期只有宋代有过运用的记录，但也没有被正式载入法典，明律的这一规定也使得官吏在对国家的统治上不敢有任何怨言，不敢有任何反抗行为，同时明律中的罪名也增加了许多，如“奸党罪”、“交接近侍官员罪”、“上言大臣德政罪”等，这些都体现了明律对官吏的治理达到了极为严厉的程度。
治民方面，朱元璋曾说“民经乱世，欲度兵荒，务习奸猾，至难齐也”，所以对治民，他也是“尚严厉”。在刑法的适用上，唐朝以来对民都是采取从轻原则，即以犯罪被揭发时的法律论罪，不以新定重法处罚过去的犯罪。
唐律规定“凡犯罪未发，及已发未断而逢格改者，若改重则以旧条，轻从轻法”(从旧兼从轻)。而明律的规定则为“凡律自颁降日为始，若犯在以前者，并以新律拟断”。
“重典治国”是明初特殊时代的产物，其存在在当时具有合理性，但是在明朝后期，社会和国家的现实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典治国”也就不合时宜了，也因为这个原因，明朝后期的权臣专权、宦官干政、特务统治最终葬送了王朝。
明代的“重典治国”思想确实达到了对官员贪腐治理的效果，但是这种以“重刑”威吓的方式达到效果，与现代法治文明不相契合，不应为现代法治所取，但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应该加大对官员贪腐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