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当时，在苏联这样一片令世人瞩目的大好的形势下，的确很难怪我们的鲁迅先生也说出了如下的话：“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那么，当时的苏联，在其它方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鲁迅在他文中曾说到的：“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关于艺术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乌曼斯基说，一九一九年中，在墨斯科的展览会就二十次，列宁格勒两次，则现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但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不少迫害文化人的材料。如“札米亚丁”，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里，收了他的一篇《洞窟》。在《竖琴》的后记里，鲁迅称它“是关于‘冻’的一篇好作品”。至于这位作者，鲁迅在后记中这样告诉读者：“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实际情况远比不让他发表作品更要严重得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解密的苏联档案，在1922年7月的一份《拟驱逐的知识分子人员名单》(档案号№：07315)中有这样一条：“札米亚丁·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已逮捕，驱逐推迟至有专门指示——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委员会，今年8月31日决定。”这样的秘密档案，当年鲁迅当然无从看到。(见朱正《重读鲁迅》)而札米亚丁，却已在1931年流亡国外。1937年3月10日，客死巴黎。
鲁迅的一生，始终是自觉地站在穷人、弱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一边，这应该说是一种“同情弱势群体”的最优秀的品质。但由于当时受通讯条件所限，无法读到真实的资料，当然，更无法看到苏联的一些档案，加之整个共产国际大形势的背景下，鲁迅的确无法获知苏联国内真实的情况，但是，他毕竟曾被当年一个强大的斯大林专制政体所“忽悠”了。今日，距1932年5月20日鲁迅发表此文时，已有八十年了;弹指一挥间，世界和中国，于此期间，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斯大林及其苏联这个名词，也早成为了过往的历史。但是，今人若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视野看去，强大的忽悠者，实在是不应如此去蒙蔽人民大众的眼睛，特别是一个有血性的、被大家所热爱的中国文学家的眼睛的。当然，鲁迅思想的那种复杂性，无论从客体乃或主体论之，1932年的世界与苏联发生的一切，如若我们重新回眸这段历史，或多或少能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现代问题，提供些许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