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说的是宋代文化达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高峰，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转折点。我的发现，则在经济方面，说明中国社会对农业税和商业税的依赖在北宋时期发生了一次渐进式的质变。
那么，天禧末年北宋两税加榷利总收入是多少?我的研究结论是约5380万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为北宋朝廷的消费提供了坚实基础。那一时期北宋朝廷开支大约多少?我提供一个时间点的研究数据供大家参考：北宋皇年间(1049-1053年)，北宋京城经费(年支)约1300万贯。
在北宋仁宗朝中后期，社会消费量与消费水平出现了下降趋势。但王安石变法时期(1069-1085年)，社会总体消费量、朝廷消费水平有阶段性回升。以北宋京城经费来说明，熙宁时期(1068-1077年)，北宋京城经费(年支)约5060万贯。此后，元符年间(1098-1100年)，北宋京城经费(年支)600万贯。我研究发现：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在某种程度上一度遏制了北宋朝廷田赋岁入中粮的收入剧烈下滑趋势。之前，有权威宋史专家据变法前后北宋历年粮收入下滑的整体趋势，得出结论认为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对北宋财政收入贡献不大。其实王安石变法确实大大缓解了北宋朝廷的财政收入危机，否则其粮食岁入会下滑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程度。
北宋后期，社会总体消费量继续上升。当时北宋朝廷消费、社会上层消费在社会总体消费量中的比例很大。上层阶级的消费水平处于高水准。而社会底层平均消费水平则严重下滑。从下面这个有趣的例子中可看到北宋中后期都城汴京富裕阶层的消费水准。
史籍《东京梦华录》中的《会仙酒楼》记载：“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只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五片，水菜碗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这段文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两个普通人在汴京的会仙酒楼像模像样吃上一顿，花费大约要一百两。一是两人在会仙楼中吃一顿饭，所用餐具需用银(用银打制)近百两。我一开始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后来又倾向于第二种解释。我考证了宋代银制碗碟的用银情况，发现用银打制两人用餐所需的碗碟需要白银的重量，确实可能是近百两。不论哪种解释，至少说明当时北宋都城汴京的风俗相当奢侈是实情。
值得强调的是，当时北宋都城消费的奢侈与北宋社会底层劳动者的低消费水平是并存的。那时，汴京雇佣的民夫每日工资大概是200文，而当时宋人每人每日最低生活费用是20文。辅之以相关材料可推知，北宋末年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水平差距已经非常大了。如果北宋末年的一个普通老百姓要经常去汴京的高级酒楼消费，恐怕是承受不了的。
南宋社会的消费状况如何?仅就南宋统治区域而言，南宋前期社会总体消费量呈上升趋势，社会消费水平有所提高，朝廷消费也逐渐增加。南宋中期，从社会总体消费量来看，依然有上升趋势。这可以从人口增长明显、农业亩产量提高、城市规模扩大等因素推知。我根据史料推算，南宋中后期杭州人口可能达到288万。这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城市。可以想象，当时杭州拥有的消费市场是非常巨大的。当时南宋朝廷在社会消费中的比例也继续增大。
从消费水平来看，社会上、下层的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明显拉开了距离。到了南宋后期，社会总体消费量先高后低，朝廷消费支出继续上升，但民间消费却大大萎缩了。南宋后期，几个大城市的商业是繁荣的，但这种繁荣有一定的虚假性。因为当时南宋农村消费已极度疲软。南宋的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商品交易虽然在城市内很旺盛，但广大农村因缺乏消费能力，因此依然无法形成真正的大众消费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