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栋告诉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我原来打算留给自己的子女，教育后人不要忘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今天，我把这些历史的铁证捐赠给建川博物馆，留给我们这个民族。”
1932年8月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的王国栋，自言当了14年的亡国奴。对日寇侵华的罪恶历史有着切肤之痛，而今他最不满的是日本个别极右分子总想篡改日本侵华历史。
他捐赠的纪念章系用铅银合金制成，圆形，重103克，直径5.3厘米，由于图案有凸出部分，厚度为0.3至0.9厘米。纪念章正面的凸形图案是一个全副武装、持三八枪做冲锋状的日本军人，日本军人脚下是一个倒下的中国军人的尸体，其钢盔、大刀片的装束与“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驻守宛平县城的29路军战士的装束特征相符。
纪念章背面的图案也是凸出的：圆周边上是用8颗重型炸弹围成的圆形图案，上方是一架双翼的重型轰炸机，轰炸机下方是华北地形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长城和平绥、平汉两条铁路线，并且清晰地标有天津、北平、沧州、保定、张家口、大同等地名。铁路沿线上分布着诸多小型炸弹正在爆炸的图案。背面右侧刻有“支那事变记念”和“昭和十二年”的字样。“昭和十二年”正是1937年，而当时日本文字中也正是采用“记念”的写法。初步推断，纪念章是在1937年7月7日到10月2日间，日本侵略者铸造后发给参战军官和士兵的，战后一部分流失在中国。
王国栋回忆起儿时当亡国奴的历史，悲愤难抑。“九·一八事变”近一年后，王国栋降生在伪满洲国这一日本人控制的区域里，这个家中的“老疙瘩”(东北方言，家中最小的孩子)打从记事起的第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父亲突然失踪了。几个月后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父亲回到家，搂着小国栋失声痛哭。原来，日本关东军在山上的一座给养仓库有一天失火了，日本人怀疑是在附近作业的林业工人私通东北抗日联军干的，于是把当林业工人的王国栋的父亲抓走拷问，用尽了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酷刑。
另一件给王国栋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是，比他大20岁的哥哥的一台五灯管收音机，能收短波频道，在当时，这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是要掉脑袋的事。而正是这个藏在大哥床下的五灯管收音机，和大哥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及与父亲的交谈中，小国栋才隐隐约约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而在当时，像他这样7—8岁年纪的小孩都认为自己是“满洲国”人。
亡国奴式的教育流毒之深，让王国栋教授回忆起来痛苦不堪。他说，当时伪满洲国的教科书，封面上写着国语汉字，打开后全是日文。从上小学开始，最重要的课程便是一日一语，就是每天要学会说一句日本话。当天别的课程完不成，关系不大，要是一日一语背不下来，那日本人就要拿着像“你们采访机那么宽”的木板，叫班长来打你的手掌，班长如果不打或者打得不狠，那日本老师就叫你拿板子打班长，直到把手打肿了才算完。
每天，中国学生还要背日本天皇诏书，直到现在，王国栋还能流利地背诵，并当着记者的面叽里呱啦来了一段，大意是“国民应当效忠天皇……”，因而，当时绝大多数的学生只知道自己是伪满洲国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可见日本推行亡国奴式教育的险恶用心。
体育课，实际上是军训课。为了培养学生的武士道精神，课程内容就是日本的《步兵操典》。上课时，日本教官头戴钢盔，脚穿马靴，挂着战刀，完全是一副要上战场的模样。立正训练时，双腿要绷直，教官用马靴踢学生的腿弯，如果能屹立不动，就算过关，如果腿一弯，就要招来一顿暴打。王国栋为此没少挨打。音乐课则灌输了不少诸如“王道乐土”、“大东亚战争爆发了”、“爱马进军歌”等日本军国主义的歌曲。王国栋说，这些歌有很多他还能唱，印象抹都抹不掉，可见亡国奴式的教育流毒之深。
1952年，王国栋从东北人民大学(即现在的吉林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中央工业部工作。1954年的一天，他逛北京琉璃厂古玩店，在那里发现了一枚“支那事变纪念”章。在之后的57年中，王国栋陆续收藏了5枚“支那事变纪念”章，并捐赠给建川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