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大讲堂某教授讲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时，说她至今都弄不懂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何喜欢汉族文化。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早已回答了教授的疑惑：“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没有这种适应，那么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这也说明了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可见到的一种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说得具体一点，为了巩固政权统治，必须适应和采用多数的、先进民族的文化思想和语言风俗，必须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代表全社会成员的利益，把自己的统治思想也赋予普遍性的形式。例如清朝康熙就比元统治者聪明，没有把本民族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相反，他却采用了汉民族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康熙何以选择儒家，而且特别看重程朱理学呢?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诸子百家，其间儒道释为三大家。道家讲虚无，佛门倡色空，能作为规范指导天下的统治思想吗?不能。康熙的认识非常明确：“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无益有损。梁武帝酷好佛教，舍身于寺，废宗庙之血食，以面为牲，竟饿死台城。宋徽宗好道，父子皆为金虏，此可鉴也。”(《康熙起居注》十一年三月)不过以宋明而论，儒家中有陆九渊、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与程颢、程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那么，康熙倾重何家?陆王主张“心即是理”，连六经皆可是我的注解，强调主观作用，和佛道两家相似，都不可能给清统治者多少存在的空间。而程朱讲求的天理说，恰合清统治者顺天应人，应天之理来取代明代气数已尽的统治和李自成农民政权的理论根据。因此，从康熙十一年始，由张玉书、熊赐履、李光地、汤斌等分讲四书五经时又讨论董仲舒、二程及朱熹倡导的理学名实，《通鉴纲目》的要点，赐董仲舒庙“阐道醇儒”匾额。康熙十四年更手批《性理大全》，几十年后又责令李光地编《御纂朱子全书》，可见康熙对理学的重视。
然而，仔细体味《康熙起居注》和蒋良骐、王先谦先后编辑的《东华录》，康熙推崇的当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体系。因儒家的实用理性精神已渗透人们心中，为历代统治王朝奉为统治思想，康熙在《日讲四书解义序》中写道：“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论政与学，天道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论语》一书……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毫无疑问，康熙无论是专儒，或者推扬程朱理学，都是为了现实的统治需要，是外儒内法，可不是天真的知识分子们幻想的道德化的政治。所以，康熙张扬程朱理学的同时，又反对理学家们言行不一、空论理学：“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又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康熙二十二年，又批评理学家们“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真理学也”。原来，那个“真理学”是有利于现实治统，而不是书斋内的高头讲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