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日甲午战争的消息传至欧洲，恩格斯尽管已是74岁高龄的古稀老人，却仍以哲学家的敏锐思维，站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历史高度，适时地对这场战争作了点评。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恩格斯就中国战败的原因及影响给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见解。在120年后的今天，重温恩格斯的信件，仍可感受到他作为哲人的智慧光芒。
偏重防御的战略战术使得
北洋水师的覆灭不可避免
在恩格斯看来，中国甲午战败的直接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政府和军方所奉行的被动防御策略。他在信中指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恩格斯对于中国闭关自守政策的否定，反映了他对于军事技术发展中攻防不对称律的深刻认识。军事技术的发展往往源自进攻与防御需求的推动。原则上，有何种进攻手段，就会有对应的防御手段，因而攻击技术与防御技术的发展本应是基本对称的。然而，在军事技术史上，攻防技术发展不对称的情况却是经常发生的。在冷兵器时代，攻城技术长期落后于守城技术，从而使得攻城战在很大程度上演化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攻城则力屈”，正是对冷兵器条件下攻守不对称状况的客观反映。然而在甲午战争爆发的19世纪末，膛线、速射火炮和蒸汽动力的发明与应用，使得攻防不对称性向攻易防难的方向逆转。具体而言，在攻易防难的格局下，构建防御系统比构建具有同样效率的攻击系统，具有更大的难度，需要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因此也就更不容易成功。
围绕甲午战争，中日两国展开的军事博弈，实质上可视为消极防御战略与积极进攻战略的对抗。从国家战略的视阈来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发展方略，制定了以侵略朝鲜、中国为核心的“大陆政策”，相形之下，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仍然奉行着“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封闭的状况，只能通过战争来打破，他指出：“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
就甲午海战的具体战况而言，中日两国的攻防偏好在战略和战术层面均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进攻与防御的战略选择差异，直接影响中日双方舰队的总体设计与作战效能。据统计，中日舰队的平均航速比是1∶1.4，平均马力比则是1∶1.8。奉行攻击战略的日本联合舰队，舰只马力大、航速快、机动性能良好，因而能在战场中迅速占据有利阵位，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在火炮的配置上，虽然北洋舰队拥有更多的大口径炮，然而日舰却装备了更多的速射炮。前者威力虽大，但射速慢、操作不便、命中精度低，后者射速快、操作便捷、命中精度高，两者相较，日本舰队在相同时间内的射弹量和命中率都要高于北洋舰队。另一方面，攻与防的差异同样体现在战术层面。力主进攻的日本舰队采取纵队舷侧炮击敌的战术，将火力与速度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被动防御的北洋水师采取的却是横队舰首炮击敌的战术，舰队整体的攻击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偏重防御的战略战术加之“保船制敌”的消极心态，使得北洋水师的覆灭不可避免。
农耕文明的自闭性是
中国甲午战败的深层原因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恩格斯不仅敏锐洞察中国甲午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还深刻地揭示其深层次原因。他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提出闭关自守的排外政策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密切关联。他指出：“在这里(中国)，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经济体系固有的自闭性，必然导致国家军事方略的保守性。反过来说，执行保守的军事方略的最终结果，即是自然经济体系的覆灭。对于这一点，可以从恩格斯对甲午战争后果的预见中得以印证，他认为：“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回顾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古代，汉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峙中长期处于守势。在前近代，明王朝颁布了“片甲不得入海”的禁海令，面对来自海上倭寇袭扰时，也长期采取防御的策略。究其原因，并非是中央政权的力量无法与牧人或海盗相抗衡，而是由于草原和海洋对于农耕文明的经济体系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无法提供开疆拓土的战略需求。因此，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大帝等出师远征、横扫千军的有为君主，但其主动进攻的目的皆是为了巩固既有的政权，为农耕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明代虽有宦官郑和统帅舰队七下西洋，但却更多体现为航海探索的壮举，而非真正的军事行为。
当今中国国防思路必然由
“积极防御”向“主动防御”转变
在冷兵器主导的低技术条件下，中央政权奉行防御为主的军事战略，在边防和海防区域设置要塞和卫所，既是由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自然经济体系所决定的，也是顺应防易攻难的军事技术对抗格局的必然选择。然而，在信息化浪潮愈演愈烈的当下，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经济上，以高度开放性为特征的信息产业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在军事上，信息化武器装备以其高效的突防能力，推动军事对抗格局进一步向攻易防难的方向发展。
恩格斯关于中国甲午战败的深刻分析启示我们，面对信息技术引发的全球经济与军事变革，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当今中国国防思路由“积极防御”向“主动防御”的转变，是顺应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战斗力生成方式转变的必然举措。在中国国家利益向海外拓展的大背景下，摒弃“防御为主，后发制人”的传统军事战略，不仅可以赢取更深广的国际道义支持，而且可以更好地利用信息化条件下的攻防不对称律，从而在同等的国力财力支持下获取更大的军事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