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逵临终献国宝
马鸿逵从南京回来后，派人到北京找永增号军服店的李云祥带两个古董商到泰安，名为定做军服，实为给宝物估价。古董商给这两件宝物估价数万元银洋，马鸿逵微笑着说：“这东西不敢说价值连城，但也是无价之宝!你估得太低了。”古董商连忙解释说：“总指挥说得对，这东西的估价本来也难说，遇上爱家，再贵点也可以。不过，按目前来说，只有外国人才买得起，在国内恐难出手。”马鸿逵说：“我不过是请你们来估个价，并不是要卖。”
1933年3月10日，《北京晨报》以“泰山发现唐开元玉简”为题报道了此事。据说是抄录玉简原文的参谋，在马鸿逵由河南赴宁夏任主席时离开了马的部队，才敢向报社透露了这个消息。
马鸿逵一次到北京，《大公报》记者专访马鸿逵，动员他将宝物献给国家。马鸿逵矢口否认有得宝之事，说此事纯系谣传。不久，天津一家报纸则称：马鸿逵以数百万元将国宝卖给了美国人。马鸿逵讳莫如深，对各种讹传也从不做辩解，别人无法问津，宝物的真实去向便无人知道了，再次出土的两件国宝的下落成了不解之谜。
1949年马鸿逵逃往台湾，后又乔居美国。1970年1月6日，马鸿逵病殁于美国洛杉矶私邸。马鸿逵弥留之际，念念不忘叶落归根，向家人叮嘱两件大事：一是他死后一定要将尸体埋在中国的土地上;二是让刘慕侠将1930年在泰山挖到的唐玄宗和宋真宗两代皇帝封禅泰山的玉简护送回国，献给中国的文物保护单位，并一再叮嘱说：“宝物一定不能落在蒋家人的手中，一定要献给国家。只要把宝物献给国家，国家不会看着马家的后人冻饿而死的。”1971年，马鸿逵遗孀刘慕侠遵马鸿逵遗嘱，将当年泰山挖到的国宝献给了台湾文物保护单位。美国洛杉矶银行保险库将宝物移交到台北，陈列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国宝之谜终于大白天下。
原来，马鸿逵挖到的国宝并没有卖给美国人，而是交给刘慕侠密存。除马鸿逵和刘慕侠外，再无任何人知道。1952年马鸿逵夫妇赴美就医，将此宝存入洛杉矶银行的保险柜中。
稀世珍宝唐玉简和宋玉简
唐玉简为粉白色大理石，共15简，每简长29.2-29.8厘米，宽3厘米，厚1厘米。在玉简的上下两端各横穿一孔，用金镂串连。5简为一排，折叠3排放入铜质金匮中。
玉简放置的金匮(铜匮)，外层还有一层雕琢精致的镶嵌白玉匮。白玉匮四周由6块方玉组成，中央浮雕蟠龙纹，四周有梯形镶嵌块。每块玉近角处都有一圆孔，为铆钉眼。顶盖由2块方形玉组成，中央也雕蟠龙纹，四周也镶嵌梯形块，近角处也有孔。白玉匮四周及顶盖的梯形镶嵌块上都镌刻有双凤纹。铆钉均为金钉。
宋玉简为白玉，共16简，每简长29.5-29.8厘米，宽2.08厘米，厚0.7-0.75厘米，简的上下同样各横穿一孔，连以金绳。4简为一排，折叠4排放在白玉匮中。同唐玉简一样，宋玉简也是放置在内“金”外玉的两层盒中，式样、花纹均大同小异。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1990年7月。中国考古学者李继生教授陪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管东贵为首的“赴大陆考察团”游览泰山时，与其畅谈泰山文化丰富悠久的情况。当李教授说到蒿里山挖出的宝物去向不明时，该团团员、台湾故宫博物院器物处副研究员邓淑萍女士立即回答：“国宝并未遗失，马鸿逵也未卖给美国人，现保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不仅有唐玉简，还有宋玉简。”李教授听了欣喜若狂，要求邓女士回台后务必将有关资料寄来。一个月后，邓女士果然将其资料寄给了李继生先生，有唐、宋玉简的照片和《中华雕刻史》等资料。李教授依据资料撰写了《唐、宋泰山封禅玉简疑案真相》一文，刊载于《泰山文史资料》第三辑中。宝物的去向才渐为世人所知。
封禅祭奠。
修建纪念碑挖出国宝
马鸿逵是民国时期的宁夏地方军阀，马敦厚是马鸿逵的长子，马家驹则是马敦厚的三子、马鸿逵的孙子。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这组唐宋玉简，则是马鸿逵的15路军当年驻防泰山时偶然得到的。
1930年，马鸿逵率其部15路军参与了中原大战。在攻打泰安的战役中，马鸿逵部为蒋介石立了功。之后15路军驻防泰安，为了炫耀功绩，马鸿逵决定在泰安城西南的蒿里山修建“第十五路军讨逆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烈士祠”。
蒿里山在泰山之南，本名亭禅山，又名社首山，为死人之葬地，是历代帝王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筑坛祭地的地方。凡于蒿里山降禅(祭地)，都要在降禅坛内埋封祭地玉简。唐、宋祭地玉册在宋太宗和明太祖时均被发现，因是“通天地神灵之信物”，故又埋于原处。
因蒿里山有这样的历史溯源，所以马鸿逵。就把修建纪念碑和“烈士祠”的地址，选在了原阎王殿神庙和文峰塔的废墟上。无巧不成书，没想到就在这次施工中，恰是这两组唐、宋祭地玉简再次出土。
马鸿逵责令总部副官马如龙负责施工，特意调特务团负责拆除神庙残基，清理平整地基。有一天，该团手枪营三连的工兵清理墟址条石时，从条石下挖出一块碾盘大小的石板，上面还钉有8个七八寸长的铁把子(挂石，即用来挂住石头便于抬起的把柄)。石板下面3尺多深处有一个一尺见方的石匣。打开一看，内装金线串连的玉简。与此同时，在另一处又挖出一个长约一尺二寸，宽约八九寸的铜匣(即金匮)，内有玉条、玉印等。在场的人谁也看不懂，不知是啥东西。团长陈有福遂令三连长陈柱柱带10多名士兵，将这些宝物原样包扎好抬到总部，交给参谋长罗震。罗震是个有学问的人，看了以后知道是唐、宋封禅玉简，便让身边的一个参谋把玉简上的文字抄录下来，又给正在南京开会的马鸿逵发了电报。马鸿逵接电报后，惊喜万状，急令随行的秘书长冯延铸拟稿复电，令罗震“密存勿宣”，待他回来后处理。
1992年1月29日《团结报》第四版刊载甘肃榆中县政协委员马家驹去台湾探望家父马敦厚归来写的文章，谈到了他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亲眼看到了他爷爷在泰安修“烈士塔”“烈士祠”时，挖得的稀世国宝唐宋玉简。几年前，中央电视台10频道《国宝档案》栏目也播出了介绍国宝唐、宋玉简的专题节目。那么，这组稀世国宝的来龙去脉又是怎么回事呢?说起来，这件事和国民时期主政宁夏17年的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