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83岁高龄的丁原洪现在回忆起自己的外交生涯时显得举重若轻，他在讲述经历过的重大外交事件时，透出历史沉淀后的淡然平静。他没有刻意让他见证的故事显得波澜壮阔，而是抽丝剥茧般地摘出事件的逻辑。
在问到他在当时参与那么重大的事件是否会感到紧张时，他云淡风轻地说：“不会。当时感到的只是忙碌”。
丁原洪直到70多岁时仍然在外交部忙碌着。他说，他把一生都给了中国的外交事业。而今他仍然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从最近的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到稍近的乌克兰危机，他都写了文章进行分析——他仍在使用方格纸写作。他给记者展示一篇文章，字迹工整秀丽，毫无老态。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丁原洪从联合国载誉而归之后，没有再回到中苏边界谈判任务中，而是担任了外交部美国处处长的职务。自此，他已经完全参与到改变新中国外交历程的中美建交路程中去，专门负责中美之间的秘密谈判，见证了中美关系建交的历史时刻。
丁原洪
一辈子就干了外交这一件事
一直到中美正式建交，丁原洪都在为此秘密工作，甚至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1952年我还在念大学，就接到通知说提前毕业，到外交部工作”。此后几个月，丁原洪就被派往罗马尼亚，他是坐火车到罗马尼亚的。罗马尼亚打开了丁原洪外交生涯的大门。
“规定不让谈恋爱，不准一个人出门，甚至不能给家人留联系方式。”丁原洪讲述这些的时候仍然不忘了加上一个解释：“那个时代情有可原”。
回国后的丁原洪，在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主管罗马尼亚事务。珍宝岛中苏冲突以后，丁原洪在1969年成为了中苏边界谈判的代表团成员。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通过联合国代表大会恢复后，丁原洪从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被调往了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
“起初并没有决定把我调过去。”丁原洪说。当时，刚刚在联合国上恢复合法席位的中国，派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代表团去纽约阐述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要写一篇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发言稿。”丁原洪说，而正在参与中苏边界谈判的丁原洪，被临时调去起草发言稿。
“在临走之前，周恩来总理会见代表团时，说得有一个写作的人来帮你们，所以就把我调过去了。”1971年11月8日动身前往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丁原洪匆匆忙忙地做了两套中山装，与代表团一起去到了美国，那是他第一次去美国。
在提到周总理表扬他起草的发言稿时，丁原洪甚至有些不好意思。
从联合国载誉而归之后，丁原洪担任了外交部美国处处长的职务。自此，他专门负责中美之间的秘密谈判。
对于那段经历，丁原洪说“工作量很大，每天谈判之前要准备材料，估计形势。等到谈完之后，就要整理简报，而且有时候谈完就天亮了，那我们也得继续工作，因为第二天总理要看简报”。而且，因为他整理简报的水平高，周总理还曾亲自表扬。对于那段忙碌的日子，他打趣说，那时候不像现在还有加班费。
1981年，丁原洪离开美国处去筹备外交部政策研究室。
等到1987年，丁原洪已经快60岁，临近退休年龄的丁原洪萌生了再次走出国门去做外交工作的愿望。争取的结果是丁原洪在接下来的10年先在纽约常驻联合国，后又到瑞士、比利时担任外交工作，最后到欧盟代表中国开展外交工作。66岁回国后，丁原洪又去做亚欧会议的筹备工作。“一直到70岁，我才退休。”“我这一辈子就干了外交这一件事。”他说。
亲历中美建交过程
接收大洋彼岸示好信号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除了与苏联争夺霸权之外，还陷入到越南战争之中，这牵制了美国很大的精力。当时中苏关系也在恶化之中，而适当缓和和中国的关系，成为美国新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有一条原则，任何一个国家想同我们新中国建交必须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
丁原洪说这正是中美双方处于相互隔绝状态达22年之久的原因之一，“而为什么直到1972年，尼克松才访问中国，这个离不开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丁原洪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适当缓和和中国的关系，成为美国新的选择。尼克松在1969年2月正式就任总统，就任总统之前，他在美国堪萨斯城曾经发表一篇很重要的讲话，讲话称世界未来有5大中心，美国、苏联、欧洲、日本还有中国，但是中国还是一种潜在的力量。
“当时他已经认识到完全忽视中国，跟中国不来往对美国也不是好的事情。因此他在就任总统以后就不断的释放想同我们改善关系的信号，比如说，过去从来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只称红色中国，所以在尼克松的讲话里就开始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丁原洪说。
而在此同时，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冲突。“3月4日，毛主席通过周总理做了两点指示，一是赶紧恢复中苏边界谈判，不能任凭冲突扩大。”丁原洪在此后成为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的一员。毛泽东的另一条指示就是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认真研究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尤其是美国跟苏联的形势。
“而且让四位老帅自己来研究，不允许带任何人，连秘书都不许带。”丁原洪说，最后形成了一个报告，报告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看起来是很紧张的，但是不存在美苏两家联起手来打中国的情况，因为他们两家矛盾更激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缓和一下同美国的关系，对中国的全局战略是有好处的：“这个报告就让主席决定接受美国向我们示好的信号”。
1969年9月10日，中苏恢复边界谈判，缓和了紧张的形势。与此同时，美苏也达成协议，削减战略核武器。这种情况下，在中美苏三角中，苏联两边都有谈判，但是美国只跟苏联有谈判，跟中国没有，美国认为这是对它不利的。“美国方面非常着急，想同我们改善关系的过程中就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下令驻波兰大使，一定要想办法跟中国接触上。”丁原洪说。
1969年12月南斯拉夫驻波兰大使馆举行时装表演会，“美国大使就追上了我们大使的翻译，说美国方面有重要的信息向中国方面转达，希望见你们的大使。”消息传回国内以后，中国决定恢复同美国的大使级会谈(注：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中美之间达成协定在捷克与波兰召开大使级会议，解决一些问题)，并召开了第135次会议。“1970年7月20日，美国大使说，美国政府、尼克松总统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且希望派代表直接到北京来同你们谈。”丁原洪说这个信息传回国内后的一个月，第136次会谈就更明确同意恢复接触。
基辛格秘密来华
中美关系曲折的历史轨迹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出现在毛泽东身边的是在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当时的口号就是打倒美帝国主义，支持柬埔寨”。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一起出现在天安门上的照片被公开。丁原洪说，这个是中国态度的迂回表达。后来基辛格说，我们没想到中国采取这种微妙的办法。
1970年10月3日，尼克松向时代周刊的记者发表谈话，称其最大的愿望就是到中国去，如果去不了的话，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去中国。
“这个消息我们很快就知道了，所以毛主席再一次见了斯诺。他说欢迎尼克松来，我愿意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他作为总统来也行，他作为旅游者来也行，总之呢我愿意跟他谈。就是希望把这个口信回过去。”丁原洪回忆说。但是斯诺离开中国之后很快就重病去世。这个信息并没有传回到美国去。
“所以美国就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的总统传达口信，说美国方面确实想同中国改善关系，我们希望派特使来中国，跟中国当面谈”。丁原洪说中国在当年12月17日答复美国：“如果尼克松总统确实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我们欢迎他来。后来尼克松答复，他愿意派人来谈台湾问题，而且愿意来谈双方共同担心的问题。”此后双方商定在巴黎建立一个双方秘密接触的渠道，在比较隐蔽的情况下来安排基辛格访华。
“这中间有一个插曲，由于基辛格1971年7月来中国已经确定了，这是保密的，外交部很少人知道。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美国运动员也提出来希望到中国打球。后来有一种说法是通过乒乓外交才打开局面，其实不是这样的。”丁原洪说。
丁原洪回忆，外交部跟体委研究认为当时中国跟美国之间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其他人也不知道基辛格要来，突然一下子让美国乒乓球队来是不是不合适，因此提出来婉拒。
但美国乒乓球队还是来华访问了。“毛泽东最后决定说让他们来，他可能考虑到因为基辛格7月就要来中国，肯定要宣布中美关系有一个大的变化。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情况下，如果中间突然冒出来中美关系的大改变，老百姓就会感觉到突然，所以这才最终决定了。作为一个民间活动来了，可以缓和一下，才有所谓小球推动大球的说法”。
7月份基辛格秘密访华，与中方的谈判顺利进行，也确定了尼克松访华的安排。“消息一发出来之后把全球都震动了。两国相互隔绝了那么久，没有建交美国总统就来到中国访问简直不可思议。”丁原洪说。
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建交
隔绝22年的大国间的握手
“尼克松来访后发表上海公报，一般按照惯例都是写两国达成多少共识。周总理说我们相互隔绝20多年，肯定有分歧，不把这些分歧讲清楚，就只能为日后发展关系留下祸根。基辛格开始很不同意，说我们总统到中国来讲分歧说不过去啊。周总理说这很好啊，就说明双方在原则问题上谁也没让步，在国内都好交代。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够改良关系，找共同点。”丁原洪说。
之所以中美没有立即建交，丁原洪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台湾问题。
当时尼克松讲解决美国与台湾的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他答应在他的第二任期解决。虽然美国口头上承诺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还没做到。那也只能作为开始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起始。
“美国方面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在上海公报用了这么一个措辞：美国方面承认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方面不提出异议。找了一个迂回的办法。”丁原洪说。
1974年的水门事件不仅让尼克松下台，而且也延缓了中美建交的进程。直到卡特担任美国总统，中美之间的关系也仍然没有进展。
“当时美国的主导思想就是想先跟苏联谈判。但布热津斯基主张先跟中国缓和，借助中国牵制苏联，再跟苏联谈判。”丁原洪说。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来到中国进行谈判，承诺美国准备按照中国说的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的建交条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只有一个希望，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加了一个注：但是不作为建交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进行谈判”。
丁原洪说，谈判的最后两次是邓小平亲自参与。谈判的成果就是中美两国在1979年1月1日发布建交公报宣布建交。
“中美建交过程曲折复杂，我们与美国联合发布的三个公报奠定了此后中美关系的基础，只要美国不违反这个公报精神，中美关系就会健康发展。”丁原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