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72年的“乒乓外交”故事里，最精彩的一笔是中国和泰国之间的“乒乓外交”——
五十年代，泰国新闻界泰斗乃讪担任泰国政府的最高顾问，也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反共总策划。当时，贫穷的泰国依赖美国经济援助，前提是不准泰国与新中国交往。
1954年，乃讪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有感于周恩来总理的翩翩风度，对新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于是建议銮披汶总理与中国进行秘密接触。万隆会议后，乃讪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和亲”、“人质”文化之后，决定把自己的一对儿女交给周恩来，作为泰国的“人质”，以显示对中国的诚意和留下今后改善泰中关系的伏笔。
这对兄妹秘密入境之后，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就读于中国学校，并且取了中国名字常怀和常媛。六十年代后期，泰国政局的动荡使乃讪受到囚禁，而常氏兄妹则在“文革”中有很多戏剧化的遭遇，最后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哥哥常怀被遣返回国、妹妹常媛出走英国。
1972年，泰国政府决心把握住“乒乓外交”之后出现的时机，常媛秘密地从英国回到中国并且见到了周恩来总理，讨论了发展中泰关系的策略。
于是，并非新的亚乒联成员的泰国，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亚锦赛。对此路透社惊讶地评价道：“泰国已决定在乒乓球桌上同北京建立第一次正式接触。”
但实际上，这些“桌上”的接触全是在“桌下”运筹帷幄的结果——时任泰国全国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业署副主任的泰籍华人巴实•干乍那越，以泰国乒乓球队顾问的身份来到北京，常媛记载说：“他一下飞机，就被我、我哥哥和周总理所派的人员接走，与周总理商谈中泰两国建交事项，我们也成了‘乒乓外交’的一部分。泰国乒乓球队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从安排到会见，都是由常家和周总理密切配合的成果，给我父亲带来了无限的幸福感。”
与泰国关系的率先改善，带动了中国与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1974年和1975年，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建交，其中有这样一个规律：建交之前，这些国家的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建交之后，中国乒乓球队访问这些国家——仿佛来访是关系改善的前奏、回访是关系升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