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联合公报》，从1979年1月1日起两国正式建交，至今已经有30年了。这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两国领导人的决策过程
卡特总统于1976年入主白宫。上任伊始他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不着急，没有摆上议事日程。当时我们分管对美工作的人内心都希望美国新政府能有所行动，卡特派来的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抵京后就表示，他将致力于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来我们逐渐看出，卡特政府分为两派：一派以万斯国务卿为首，主张把对苏关系放在首位，对华关系从属对苏关系;另一派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首，主张联华制苏，认为尽早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国有利。卡特上任第一年，基本上接受万斯的主张，热衷于同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卡特列出15条需加处理的重要事项，中美关系不在其内。 卡特犹豫不决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怕刺激苏联，影响苏美关系;二是担心引起国内反华亲台势力的反对;三是他向国会提出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尚待批准，不愿分散精力;四是与上述三项有关的内部两派争论，尚无定论。
一年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美苏会谈僵持不下，双方矛盾加剧。1978年4月巴拿马运河条约在国会通过，卡特不再有后顾之忧，在对华政策上逐渐向布热津斯基一派靠拢。在上述背景下，卡特于1978年4月决定派布热津斯基访华，表明他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图。
中方一向积极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但对美方立场还不很摸底，因此做了两手准备。邓小平5月21日在同布热津斯基会谈时，对方几次说“卡特总统已下了决心”，邓小平仍说，只要美国真正下了决心，问题就容易解决。1978年7月，中美互派代表在北京谈判建交。
美方谈判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大使，中方代表是黄华外长。1978年7月5日双方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首次会谈。
双方谈判的策略
美方的第一个策略是：严格保密，不得泄露。过去遇到如此重要的谈判，美方总要从国内派人来，主持会谈或坐镇会谈，但我们发现美方这次除伍德科克大使外，主要助手是芮效俭副主任和翻译等，清一色的联络处官员。事实上，会谈安排在北京举行，就是为了躲过人们的耳目。在华盛顿也只有卡特、万斯、布热津斯基等组成的五人决策小组知道。事后芮效俭曾对我说，美国有人责难卡特为何不及时通报国会，其实“秘密外交”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如果当时国会参与进来，建交协议将完全告吹，中美关系就得改写。
第二，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美方深知，最难的问题是售台武器，如果一开始就谈此事，会谈将立即陷入僵局。因此美方提出四项议程：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性质;正常化时美方的声明;正常化之后美台间的商务关系;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的格式。上述议程中，头三项较易达成协议，美台关系的性质只能是非官方的;关于美方声明，邓小平已告美方“可以各说各的”，美台商务关系也非难事。这样进行下去，美方以为较易取得进展。
为此，美方还提出了要保持三个渠道接触，以保证会谈气氛。布热津斯基这一时期三天两头找联络处代主任韩叙交换对国际问题看法，强调对苏强硬政策，以取得中方好感。同时，对于中美间需交涉的麻烦事，全由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找韩叙解决，使伍德科克和黄华免受此类事的干扰，专心进行建交谈判。
中方从美方上述做法中，看出美方确有谈判诚意，但是否在关键问题上让步，还难以断定。因此，对美方注重保密和排除干扰的方针没有异议，但对其不肯一下子把底牌全部亮出的做法不以为然。中方的对策是可根据你的议程谈，但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使对方无隙可乘，在策略上则掌握斗争的时机与分寸，有一定灵活性。具体来说，既然美方要“先易后难”，每次只谈一个问题，中方则强调要美方同意中方三个条件(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与台湾当局断交并全部撤走美国在台驻军和设施)和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等基本立场，不逐项回答美方议程中的问题，先让美方把底牌亮出，再作全面判断和答复。
由于双方的不同策略，会谈进展甚慢。伍德科克也不赞成拖下去，但无法扭转美方决定，只能根据白宫发来的指示念稿子。这期间还出现了伍德科克“做了手脚”的故事。实际上伍德科克在公开讲话中就主张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这在美国历任大使中是绝无仅有的事，已超出了白宫的“授权”。
早在开始谈判前，伍德科克于1978年2月回国述职时，就在全美汽车工人工会年会上发表讲话，明确说：“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台北政府代表全中国的虚幻的基础上的。在中国内战发生30
年之后，美国仍然这样做，这是继续参与中国内战。在尼克松总统打开这扇大门后，已有67个国家走进这扇大门，实际上所有美国盟国都已走进这扇大门。”
他大声疾呼，希望“美国政府能找到足够的勇气来采取这一明显的步骤”。他的讲话成了当晚电视广播的热闻，事后他受到万斯国务卿的批评，被迫公开表态说，这次讲话只代表他个人看法。
在另一场合，他曾向卡特说，鉴于中国作为主权独立国家，不可能同意宣布不对台湾使用武力，因此他建议不对中方提这一过分要求，在会谈中可不提售台武器问题，其用意显然是想避开这个难题，以促进建交进程。
中美达成建交协议
到了1978年9月19日，卡特总统开始感到拖不下去，要加快谈判速度。他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表示，双方需要抓住时机，加快进度。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对柴泽民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按照美国国内政治现实，中美关系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当年12月前后是一个特殊机遇，否则国会明年初开会，先讨论美苏核条约等问题，中美关系将被推到1979年秋后，时机不当，可能会出现困难。邓小平看到这一电报后，于11月2日作出指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说也要加快。”
我们这些参加谈判的人早已感到谈判进展太慢，见到邓小平指示后如释重负，立即根据领导要求修改对美谈判方针，把先摸清美方底牌改为“从促进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加
速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出发，早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对我方是有利的……应在坚持我方原则立场的前提下，争取谈判取得圆满结果”。这一报告很快上报中央获得批准。我方据此精神向美方提交了建交公报草案。
这时，我们私下都在议论能否提高谈判级别，以解决外交部向中央请示汇报的周转时间问题。正巧伍德科克要求会见邓小平，外交部立即建议接受其请求。12月13日，邓小平会见伍德科克，直接与他就建交联合公报方案交换意见。美方提出了修改过的草案，基本满足了中方要求，邓小平当场拍板同意。14日，双方又确定邓小平将应邀访美(1979年1月末)。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亲自参与谈判，使中美建交谈判在数日内一锤定音。1978年12月16日联合公报发表，大大超出各方预计，使反对者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