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知名演员王宝强遭遇变故，关于此事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人们有猎奇心理，但凡事过者犹不及，太过关注，表现关心的举动，对当事人来讲，有时候反倒是一种伤害。
人们进入文明时期以来，通奸一直是十分敏感的词，就算在当今没有列入到法律之中，仍为人们所不齿。通奸不仅违背道德，还会对当事人产生极大的影响。民国之前，无论哪个朝代，都在律法中有着明文规定，通奸是犯罪行为的一种，且“配备”着各式各样的刑罚。
通奸一事，在现代受到的惩罚，并不严重，像王宝强这种搞得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毕竟不多。“奸夫淫妇”在绝大多数时候，不过是舆论的谴责罢了。现代的律法已经文明了很多，很多国家对通奸的处罚并不严重，而我国的法律对是否将通奸列入其中仍是模棱两可。但在中国古代，可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古代的律法是怎样对通奸进行惩罚的。
商周时代，通奸受官刑，也就是阉割。据《尚书·吕刑·宫辟疑赦》中记载，“官，淫刑也。男子割势;女子幽闭。”宋代《太平御览》中《刑法部》也提到“宫者，女子淫乱，执置宫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势也。”割势，就是阉割;所谓幽闭，当然不是关起来的意思，而是用水槌击人胸腹，直到打到子宫脱落，废其人道，是相当残忍的刑法，而且实施起来，多有妇人被击打至死。
人所恐惧的，最大莫过于一死。到了秦代，通奸一事可能被处以极刑，而且刑法中明确了丈夫杀死通奸的妻子与其情夫是无罪的，甚至有些鼓励动私刑的意味在里面，《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说的就是这个。
汉代时，人们对通奸的惩罚与商周时期大同小异。但汉代对人们在“未出服”时期犯了通奸罪补充了一点，这些人不处宫刑，直接处以极刑。
比起汉朝，唐代对这方面的罪犯惩罚要温柔了很多。《唐律》记载，“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两年”，即犯有通奸罪的人，有家室的有其徒刑两年，没有家室者处一年半。宋朝基本沿袭了唐代的处理办法。不过在这个时代，妇女的地位越发的低下，犯通奸罪被处罚时带着明显的歧视。宋《庆元条法事项》中记载，除了丈夫与岳母通奸之外(即只要通奸的对象不是女方的母亲)，妻子不得请求离婚。女子通奸则完全不同，离婚与否，丈夫说了算。
元朝时规定丈夫在捉奸时当场杀死奸夫淫妇无罪，若只是杀了女子而让奸夫逃走，丈夫会受到“杖一百七”的处罚。另外，元朝改变了囚禁的处罚，改为打板子，也就是“杖刑”。打板子时，女子须赤身裸体。
明代时改元朝的八十七杖为打九十杖，清朝与明朝的处罚基本相当。只是女子受刑时可着内裤，这相较于元朝、明朝文明了一些。还有一种，就是“刁奸”罪，要再多受十杖，所谓刁奸，就是指男子花言巧语勾引妇女成行者。这个时代，女子已完全沦为男子的私有财产，丈夫发现妻子通奸，是可以将她卖掉的，不过在这里，明法又有一条奇葩的规定，那就是不能把她卖给奸夫。
民国元年颁布的《暂行新刑律》中对通奸者的处罚是“和奸有夫之妇者，处四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相奸者，亦同。”这里的和奸，就是指通奸，直到民国时，通奸无论男子还是女子，处罚才处于平等的地位。
通奸一事，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即近亲属之间的乱伦行为。我国古代社会，崇尚三纲五常，极重人伦，性之一字，在亲属团体内非常严格，而尤以在父系家庭团体内为激烈。近亲之间的通奸，历代律法均定其为“奸非罪”，处罚非常严厉，往往极刑，如秦法中有一条，“同母异父相与奸，可论?弃市”，这里的“可”，是“何”的意思，而“弃市”，即为斩首。汉代人们虽然风气开放了一些，但对这种行为仍是深恶痛绝的，称它为“禽兽行”，就算是唐朝处罚不甚严重，也对做出乱伦行为者处三年的徒刑。明清时对这种行为的处理则严厉了很多，亲属之间通奸，先打一百棍，再关三年，而那些被视为“灭绝伦纪”的行为则直接处以极刑，没得商量。
古人在通奸一条上，没有半丝情面可讲，但明显要偏向于男尊女卑。这往往体现在男女通奸后各自所受到的处罚之上，女子若被发现通奸，基本上已成案板鱼肉，任人宰割，通奸即受灭顶之灾。(原文来自煮酒君谈史的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