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种本土文化极高的国家，因为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因而使得整个中华大地上都有一种极大的优越感。中国自己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所以另外一种外来文化或者是宗教想要在中国传播开来，实际上是一种很难的事情。而汤若望这样一个从外在到内在，都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格格不入的人，居然能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教义，并且获得上层统治者的支持与信赖，甚至能在中国官至一品，绝对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但是汤若望偏偏做到了，他凭什么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呢?
首先，汤若望找到了一个极为正确的方式进行传教，那就是“合儒”的方式，将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文化进行结合，借着儒家文化的外衣进行传教。这个方法是绝对正确的方法，先不说这个传教策略是经过利玛窦验证过的。只说每一种外来文化，想要在中国占住脚跟，就必须本土化。
相比于基督教而言，真正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宗教是佛教。但是如今的佛教绝对不是最初传到中国的样子，而是绝对本土化的产物。这一点只看各种佛教神像就可知一二，佛教起源印度，但是今天的佛像全都是汉化的样子，慈眉善目，极具东方特色。
再说如今在中国发展开花的社会主义，都要带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执政党高喊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我们也确确实实是这样做的，既带有资本主义的特点，也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治思想，让中国发展极为迅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汤若望一开始来到中国，就开始穿儒服，学习儒家文学，连名字也取了一个汉化的名字。虽然他的外貌还是外国人的外貌，但是至少他能在内在与当时的士族阶层进行对话。也只有进行对话了，他才能够进一步的传播基督教的教义。
第二，汤若望虽然也重视在平民百姓中宣传教义，但是他更看重的是统治阶层的支持。在他传播基督教教义的时候，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而他本人也得到了统治者的信任和倚重。这一步走的极为妙，明清两朝还是封建社会，君权至上。在这样一个时代，若是没有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他就算在民间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只需上层统治者一句话，一张诏书的功夫，就可以将他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甚至就连他本人都极有可能丧命。
而我们再看他得到统治者支持后取得的成就。首先他成功编著了《进呈书像》、《主教缘起》、《主制群徵》、《真福训诠》、《崇一堂日记随笔》、《哀矜行诠》、《灵魂道体说》以及《圣母堂记》。这些都对他传播教义，有极大的辅助作用。
因为汤若望在中国上层统治者的恩宠和信赖，天主教在中国传教极为顺利。随着传教士人数的增加，活动范围的扩大、信徒在不断发展。在汤若望时代，教堂在中国已有30多处，据德礼贤先生统计1650年信徒人数就已达到150000人。而且就汤若望本人而言，得到统治者支持的他，将当初利玛窦建立的教堂扩大好多，成为中国最大的基督教教堂。同样的也正是因为有了统治者的支持，他才能阻碍与他所传教义不符的传教士的传教过程。
荷兰大公派遣使节团来华进贡，顺治大喜，命以汤若望为主接待荷兰使节团。荷兰使节团直率地提出了与中国订立通商条约、在澳门获得居留权、允许荷兰加尔文派耶酥会来中国传教等要求，汤若望考虑到加尔文耶酥会与他所属一派有矛盾，就劝说顺治拒绝荷兰人在中国传教。而顺治帝接受了汤若望的建议，允许荷兰短暂停留，但不允许他们传教。
不仅仅是在宗教方面，在其他方面汤若望也有所建树，其中一个就是在农历方面。在今天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的是现行中国所使用的农历，实际上汤若望创造的。但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耕国家，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无论是科学技术也好，还是阶层分级也好，历来都对农业极为看重。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历书完全是为了农业服务的。而且中国的农历，是经过几千年演化发展而来，虽然在清朝的时候，得到了汤若望的改善，但是却不能称之为汤若望所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