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新旧党争是指在宋神宗年间围绕王安石变法所掀起一系列的党争。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王安石启用了一批新官吏，包括苏轼、苏哲、韩琦等，这批人被称为新党。与新党对应的是旧党，旧党反对改革，而且旧党中也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例如司马光、欧阳修等。北宋新旧党争最开始只是书生意气之争，王安石被宋神宗委以重任，实施变法以后，司马光等人攻击王安石的新政，认为王安石的新政会造成国家的不稳定。司马光还加入了地域偏见，他认为楚人和闽人是奸诈之人，而主导改革的首领正是这两个地方的人。
北宋新旧党争在宋神宗病逝后，斗争日加严峻。宋哲宗继位后，旧党势力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重新掌握朝政，将王安石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全部废除，并且将一些改革派官员贬官至岭南地区。宣仁太后病逝后，宋哲宗亲政，宋哲宗认同宋神宗期间的新法，任用章敦为相，支持其改革，新党势力开始掌权。章敦掌权后，将以元祐为首的旧党官员贬官至岭南地区。章敦还废除了司马光的谥号。宋徽宗当政后，将章敦免官，为了化解党争，宋徽宗任用蔡京、童贯等没有党争背景的人作宰相。这些人虽然没有党争背景，但是他们却不以国家为己任，而是大搞贪污腐败，宋朝的新旧党争虽然在宋徽宗时期结束了，但是宋朝的朝廷却越来越黑暗。
新旧党争背景是宋神宗时期的国情，在宋神宗时期，宋朝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很多弊病，这些弊病影响到了国家。王安石对此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认为国本不可轻易改变，否则会引发国家震动。代表新势力的王安石与代表旧势力的司马光掀起了朝堂斗争。新旧党政背景中，地域之争也是一个方面。王安石是南方人，司马光是北方人，南方与北方的学术略有不同，因此二人有着争执。司马光曾公开指责南方人狡诈，不可以担当大任。而以苏轼、苏哲为代表的蜀地势力也是新旧党争中的一方势力。
宋朝的士大夫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是新旧党争的背景。赵匡胤建立宋朝后，重用文官势力，压制武将。士大夫在宋朝有着很大的势力。在朝廷和地方上，旧有的士大夫为了自己的地位，打压新起的士大夫，新起的士大夫为了获得权势，又会合起来打压旧有的士大夫势力。文人风气也是北宋新旧党政的背景。宋朝的文化发展繁荣，各地都有自己的学派，地方上的文人到了朝廷以后，经常发表言论。这些文人争强好胜，在辩论中拉帮结派，逐渐分成新旧两党势力。北宋的新旧党争从本质上说是士大夫之间的夺权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北宋已经有了很多的弊病，如果不改革的话，必然会走向死亡。但是改革过快的话，必然会引发全国动乱，因此新旧党派都有着自己的原因。北宋新旧党争苏轼属于旧党的势力，他是司马光一方，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并且在文章中痛批王安石的新政。苏轼出生于蜀地，他和自己的弟弟苏哲是蜀学的代表人物，蜀学派属于旧党势力。苏轼进入朝廷后，凭借自己的才华得到了宋神宗的赏识，进入了翰林院。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改革后，苏轼站在了司马光一方，认为改革损害了国家的国本，改革过快会使得国家发生大的震动。
北宋新旧党争苏轼是旧党势力中重要的人物，旧党势力分成三派，一派是朔党势力，一派是洛党势力，还有一派是蜀党势力，苏轼就是蜀党势力的代表人物。苏轼家族在蜀地有很大的影响力。苏轼在北宋新旧党争中，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认为宋神宗不是汉文帝，宋仁宗不是汉宣帝，他的意思是当前的宋朝不适宜改革。他的这篇文章遭到章敦的弹劾，章敦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在侮辱皇帝。吕淘与上官均挺身而出，维护苏轼，苏轼在这次事件中并没有被扳倒。
旧党势力分为两种，一种是旧有的士大夫势力，这些旧有的势力怕改革会触动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反对改革。还有一种是了解改革的好处，但是认为改革过快会使得国家动荡，因此他们反对改革，苏轼就是第二种人。苏轼并不是顽固的守旧派，但是他认为宋朝当时的国情不适宜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