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处世哲学，注定了他要在历史的舞台扮演白脸之奸相、乱世之奸雄的角色。事实也确是如此。尽管晋人陈寿在《三国志》中，把曹操描绘成“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但在明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奸诈嘴脸，却在后来更是深入了人心。这也是千百年来民间舆论对曹操的评价。记得一位高级领导人在“文革”蒙难时，曾经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成的。”此话虽不十分准确，但却表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是民众舆论的力量，那就是“众口烁金”的力量。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曹雪芹借《红楼梦》中贾雨村之口，说出了很有意思的，也很著名的正邪两赋论：“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则世治，劫生则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秀灵，天地之正气，仁者所乘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所乘也。”且不论这个“正邪两赋论”正确与否，曹雪芹能把自己的同宗先人划归至大恶者一类，足以证明千百年来人们对曹操的评价了。
但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文化领域便掀起一股为曹操翻案之风，而风源则来自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位领导人就明确提出要为曹操翻案，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
“大跃进”时期，这位领导人对曹操的公开赞扬则更多了。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会上讲话中专门说道：“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这位领导人除了自己读《三国志》外，还反反复复地向高级干部们推荐《三国志》中的曹操。
最高领导人要为曹操翻案的意图，得到了中国高级文人的积极回应。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及顶着众多高级头衔的郭沫若，在1959年发表的历史剧《蔡文姬》和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替曹操翻案》的长篇文章中，都对曹操作了系统的辩护和翻案。
在《蔡文姬》的剧本中，曹操被塑造成了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民领袖形象，全然不见了“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狡诈多疑的乱世奸贼的嘴脸，而国家也在他的治理下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景况。
这位科学院长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道：“曹丞相爱兵如命。”“曹丞相为人是蛮好的，别人都说他很厉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此时正值1959年大办“人民公社”，颂扬“三面红旗”的高潮中，《蔡文姬》一剧也将曹操当年接受了羽林监枣祗的屯田建议，建置屯田的行为比附称赞。(“羽林监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见《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
最初，在当时的《羊城晚报》上发表的《蔡文姬》剧本中，还有男女农民齐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殊不知，此时正是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大跃进”时期，也正是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大跃进”，随后带来了饿死人的三年“大饥荒”。
历史剧从来都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意义。郭沫若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写的《屈原》，是反专制之作，而五十年代所写的《蔡文姬》，则是为“曹操”歌功颂德之作，并为自己曾有过的“个人主义”向“曹操”忏悔。他在《蔡文姬》剧本的序中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这位科学院院长后来为了迎合最高领导人个人对历史人物的好恶，而多次改变自己曾经的观点。他为被否定的历史人物翻案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为秦始皇翻案等等。
由于郭沫若在中国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当年的中国文化领域便刮起了一股翻案风。正是这种混淆是非曲直的翻案，给后来的社会道德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为曹操翻案的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才很值得人们去深入分析与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