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作为奴隶是法律规定
在战国秦汉时代，战俘的命运实际上比在战场上战死好不了多少，因为他们会就此成为战胜一方的奴隶。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国竹简，有一条法律：“寇降，以为隶臣”。主动投降的“寇”(敌国军人)，充做“隶臣”(隶属于官府的国家奴隶)。而且这个也不仅仅是针对敌国投降的士兵，就是秦国自己的士兵投降敌军的，也是同样处理。
变成了奴隶的战俘有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也不是没有可能。睡虎地秦墓出土秦律里有不少有关的内容。《军爵律》规定可以本人的两级爵位，来换取免除成为了“隶臣、隶妾”的亲生父母一人。或者是隶臣参与了战斗、并有斩首战功应赐予“公士”爵位的，可以向政府归还公士爵位，换取免除自己妻子的“隶妾”身份。
被免除了隶臣、妻妾身份的人，属于“庶人”等级，仍然不是正式的平民。这项法律还细致的规定，如果是“工隶臣”有了斩首战功、可以免除为庶人的，仍然要编为工匠户籍。如果这个隶臣已经受过“肉刑”(毁容、割鼻、砍足之类的残害刑)，要编为“隐官工”(有专门集中居住地的工匠户籍)。另一条《仓律》规定，允许以年龄相仿、体力相等的两个男子来赎换一个隶臣。这就给私人用自己的奴隶来赎换隶臣提供了方便。而且这条法律还非常细致的规定，一个壮劳力可以赎换一个老年隶臣，或者是身高不足五尺(秦尺约合今23厘米多)的小隶臣，或者一个隶妾。
奴役战俘被认为是正常的，但屠杀战俘在当时的舆论上还是被认为不可接受的。长平之战后，白起因为与秦国的当政者有不同意见，口出怨言，被秦昭王剥夺所有爵位。后来秦昭王想再次起用他，白起称病不行。秦昭王派了使者“赐剑”，要白起自杀。白起拿了宝剑，未免要喊声冤枉：“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可是想了想，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我使用诈术骗了赵国士兵，将他们全部屠杀，就这件事，我就该死。”
新安惨剧：项羽“阬杀”战俘
奴役战俘的战争惯例到了秦汉之际有了很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和秦末短暂而空前残酷的战乱有直接的关系。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反秦起义，仅仅几个月时间，陈胜的军队就打到了临潼，直接威胁到长期以来作为秦朝根据地的关中地区。秦朝军队主力部队不是在北方防匈奴，就是在南方征战，关中地区兵力相当空虚。秦二世慌忙宣布大赦天下，赦免原来在骊山修建始皇帝陵墓的“刑徒”，发给武器，临时组编一支军队，交给少府(管理皇家山林财产的大臣，九卿之一)章邯指挥。
章邯指挥的这批由“刑徒”仓促改编的军队，战斗力居然要超过陈胜军队，不仅在潼关外一战而胜，而且还一路追击。秦二世加派长史司马欣﹑将军董翳辅佐章邯，同时在关中地区征发兵员加强章邯军队的实力。章邯这支秦军连续击败几支反秦武装。公元前208年在定陶大战中，章邯击败主要反秦武装首领项梁率领的楚军，项梁战死。章邯领兵渡过黄河，进攻河北各地自立为王的割据势力。
但是在公元前207年，这支秦军的好运到了头，在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与项羽指挥的反秦联军大战中，这支秦军大败，只得转为防守。秦二世派了特使来责问章邯。章邯要司马欣到咸阳去汇报，结果把持朝政的赵高都不愿意接见。司马欣逃回军中，向章邯说：“赵高独揽大权，将军有战功会引起他的妒忌，打了败仗，免不了被他处死。请将军认真思考出路。”于是章邯派人去和反秦武装联系投降事宜。反秦武装也派人来劝降。
项羽召集了部将商量，答应章邯的投降请求，约定这支秦军还是归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将领率领，封章邯为雍王，安置于楚军军营。以司马欣为上将军，率军为进攻关中的先头部队。
部队前进到新安(今河南新安西)。一路行军中，反秦武装中很多官兵当年都曾被征发到关中原来秦国地区服役，受到过原秦国地区官吏的欺负。现在与这股投降的秦军一起行军，难免蓄意报复，将这些秦国士兵当成“奴虏”来使唤，百般刁难欺负。秦军士兵私下商量，觉得受了章邯的欺骗，投降后没有好处。而且现在去进攻关中，如果顺利进关灭秦，还算幸运，万一被秦军打败，被反秦的诸侯挟带往东，永远回不了老家不说，留在关中的家属，父母妻子儿女都会被杀。由此人心浮动。派到秦军监督的楚军军官感觉到这股情绪，向项羽汇报。项羽找来黥布、蒲将军等重要诸侯讨论，说：“这些秦国兵为数不少，其心不服，万一到了关中不听指挥，就要出大事了。还不如把这些士兵都杀了，只留下章邯、司马欣、董翳高级军官一起入秦。”于是暗中布置，在夜里突然行动，将投降的秦军士兵全部屠杀，并堆积于新安城南。据《史记》的说法，这次一共“阬杀”秦军士兵二十多万。
从奴役到招降：刘邦收编战俘
项羽“阬杀”章邯这支秦军的残暴行径，实际上反映了项羽是在按照战国时代的作战规则行事，打了胜仗就奴役战俘，觉得奴隶太多没有办法处置就屠杀了事。在这之前项羽攻击襄城，就阬杀了所有襄城守军。而在这以后项羽进攻齐国的田荣，也是先受降后阬杀。接受章邯这支秦军投降，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就项羽本意大概是要把章邯这个杀叔仇人(项羽是项梁的侄子)及其军队消灭的，可是当时楚军自己的军粮也开始紧张，再打下去会有风险，这才决定接受秦军投降。
相反，由刘邦领导的反秦武装则摈弃了奴役战俘的传统，着力“招降纳叛”，将各类敌军战俘收编为自己的军队。刘邦起兵时不过以一两个县为根据地，兵力几千人。攻击砀县(今河南夏邑东)，“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后来得到项梁支援得楚兵五千人。项梁失败后，刘邦受楚怀王派遣向西发展，“收陈王、项梁散卒”，与彭越一起进攻秦军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虽然打了败仗，刘邦却顺便又收编了彭越的溃兵。进攻宛(今河南南阳)，设法招降，和项羽“留将不留兵”不一样，刘邦将原来秦朝宛的官员全部留任，而把宛的军队带走，实行“兵将分离”。刘邦在向关中进军途中，宣布政策：秦国官员能够带一万人或者领一个郡投降的，都封为“万户侯”。因此所向披靡，抢先入咸阳消灭秦朝。
在以后与项羽争夺全国控制权的5年激烈战争中，刘邦依靠收编战俘、收编其他地方军的政策，使自己的军队成为一支不突出地方特性的“联军”，得以屡败屡战。公元前203年，刘邦与项羽率军在广武(今河南荥阳西北)对峙，项羽要和刘邦单挑决斗，刘邦则指责项羽是有十项大罪的罪人，自己不和罪人决斗。刘邦所言的项羽十项大罪中，就有“诈阬秦子弟新安二十万”，“杀已降”。
公元前202年，刘邦率军将项羽围困于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项羽“兵少食尽”，晚上听见汉军军营到处都有楚国人的歌声，死抱着地方观念的项羽大吃一惊：“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他根本想不到楚军放下了武器的俘虏兵都已经变成了汉军的兵员。
刘邦这种“招降纳叛”的做法，显示出他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历史悠久的部族概念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影响。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里说“汉起巴蜀、三秦之卒，用九江、齐、赵之师”，说刘邦不拘泥于原来诸侯国的分隔，有“天下”观。王夫之评论刘邦当了皇帝，首先封的诸侯王是长沙王吴芮、闽粤王无诸，而不是分封自己的子弟功臣，是表彰这两位“破秦之功”，因此刘邦的政治眼光是“以天下之功为功”的“大公”。
战俘作为兵源：“中国特色”的战争惯例
在以后历次改朝换代的内战中，刘邦的战俘政策被长期延用，成为一项“中国特色”的战争惯例。每一个成功的改朝换代者，几乎都是善于招降纳叛者。
比如西汉末年篡政的王莽被消灭后，各支武装彼此混战。东汉光武帝刘秀从今天河北北部地区起兵，击败并收编了河北地区“铜马”、“高湖”、“重连”等林林总总的武装团伙，整编后成为自己的基干力量。最后得以平定全国，史载其受降收编的总兵力居然要达到一百多万!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盖先后所受降者，指穷于数”。
东汉末年的曹操又重复了这样的故事。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曹操原来只是一支地方性的军阀武装，公元192年，率军在山东兖州一带击败黄巾军，30万黄巾军及上百万的家属一起投降。曹操将其中10多万士兵整编为自己的“青州军”，成为他的主力部队。在后来的混战中，曹操有过为父报仇坑杀徐州几十万军民、在官渡大战中坑杀袁绍军的战俘等野蛮行径，但在北征乌桓、南征荆州，都以受降收编而结束战役。
隋末战乱中最终的胜利者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是招降纳叛的高手。617年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时李氏的全军不过3万人马，仅据一州之地。往关中地区发展，击败并收编孙华等关中各部，军队膨胀到20万人，得以割据一方，并东出争夺天下。李渊行赏军功无论士卒原来是平民还是奴仆身份，“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勋之际，何有等差”!割据今甘肃一带的薛举是唐朝大敌，多次击败唐军。薛举死后，李世民力战得以击败其继承人薛仁果，“得精兵万余”。李渊派遣使者告诫李世民“薛举父子多杀我士卒，必尽诛其党以谢冤魂”。但是最后还是撤销成命，只是杀了为首的将领，“留兵不留将”。而唐朝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更多的情况是“留兵又留将”，唐初名将李勣、尉迟敬德、秦叔宝(秦琼)、程知节(程咬金)等都是降将带降兵，为唐朝赢得内战的最终胜利。
这个办法后来在少数民族王朝入主中原的时候也被广泛采用。契丹族的辽朝在关外兴起的初期，就开始将前来投降的杜重威、李守贞等部20多万汉族军队改编为“控鹤军”、“义勇军”、“护圣军”、“虎翼军”等职业部队。女真族的金朝也曾收编山东等地的汉族民间武装李成等部，作为进军南宋的前驱。后来满清入关后大量收编明军，改编为“绿营兵”。
中国古代以战俘为兵源的历史惯行，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改朝换代在军事层面上的阻力，得以在相当迅速的时间里完成皇朝的更替。历史上著名的一些改朝换代事例往往都是在一代人(20年)不到的时间内完成，特别成功的比如上述的刘邦、刘秀、李渊李世民父子，都是在10年不到时间里“夺取全国政权”的。每当内战的一方开始具有一定的优势后，劣势一方的武装力量投降归顺现象就会加速度出现，甚至会出现雪崩效应，胜者“摧枯拉朽”般地获取内战的全面胜利。但同时，“招降纳叛”这种传统政策的“反作用”也同样明显：“效忠”往往沦为一种机会主义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