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明朝的文人有些另类，与唐代文人的大气磅礴不同，与宋代文人的宽仁大度不同，明代的文人大都处世固执，做事偏激，为了某些不切实际的名声名誉、道统传统而争论不息，实则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没有任何好处。
其实，这话说得有些言过其实，应该说，明朝文人不是有些另类，而是他们的言行反映出来的极端风气太另类。
明朝嘉靖年间，曾发生围绕世宗朱厚熜生父、生母的尊崇典礼而进行君臣论战的所谓“大礼仪”事件，就因为世宗的生父、生母不是皇帝、皇后的身份，而引起整个文官群体却如临大敌，誓死捍卫所谓的“正统”，一定要争论出个“名正言顺”才肯罢休。
为了这个毫无国家利益可言的话题，群臣们与皇帝旷日持久地拼死对着干，长达十多年之久，结果朝廷诸部司百官各具疏反对，并有二百三十余名大臣跪伏于左顺门请愿，其中有一百三十四被捕入狱，十八人死于狱中，最终弄得两败俱伤。
明代的文人不见在政治构想上有什么创举，也不见对国计民生有什么施行，却在这种“名分”之事上耗费精力。空谈，虚名，固执，偏激，不仅遗害了整个大明王朝，也害死了自己。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后来又发生了“红丸案”、“移宫案”等等，无不反映了整个明朝的文人这种极端的倾向：不考虑国家的实际利益，为的是个人的名节，不惜采取对抗皇帝的行动。
明代文人们似乎以“当众顶撞皇帝”而“被打屁股”这样极端的事情为荣，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他们忠君爱国的狂热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