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汉昭帝刘弗陵为汉武帝刘彻幼子，继位时年仅8岁，在位13年，至死时年不过22岁，无子。刘弗陵死后，众臣议决立武帝宠姬李夫人所生刘博之子昌邑王为嗣，后大司马霍光主持废昌邑王，寻找到流落民间的废太子之孙刘病已，立为皇帝，是为汉宣帝。
纵观武帝一生，在内政上，利用儒学强化皇权，更化改制，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制。在外交上，一方面在武功上有着杰出的成就，从继位之初的平定东越、南越，到后来的指挥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使汉王朝进入到一个空前强盛的时代。另一方面，凭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传名到今的“丝绸之路”，使汉朝文明与文化远播西域。但武帝晚年也犯过不少错误，包括迷信长生不老与仙丹灵药、过度宠信外戚家族，尤其是在对待太子刘据的问题上的不智，使武帝悔恨终生。
武帝选择继位人的范围从其后妃的情况就可以界定。陈皇后早年被废，无子;卫皇后生皇长子刘据，也就是太子;李夫人生刘博;赵婕妤生刘弗陵;其他的皇子均不成器。实际上可成为武帝继位人的也就是刘据、刘博、刘弗陵三人。
据史料记载，武帝宠幸赵婕妤时已是晚年，赵婕妤生子时武帝已年过60，赵婕妤怀孕14个月生皇子刘弗陵，武帝因传说上古尧帝之母是怀孕14个月生尧帝，故赐赵婕妤寝宫改名为“尧母宫”，因此看重此幼子。众所周知，对于皇帝宠幸女人时间，全都是由太监负责记录，因此，所谓怀孕14个月，必是出于太监的记录及计算。武帝当时的专职太监是苏文，因此可以判断，上述记录均出自苏文之手。正是这个苏文，与后来赵婕妤向武帝推荐的同乡江充一起策划了所谓“巫蛊案”，陷害了太子，同时也打掉了昌邑王的膀臂，使刘弗陵成功继位。
至于尧母之事，因上古年间人们知识匮乏，又无相关记录，恐为误传，并不可信。从现代医学角度而言，女性如果怀孕至14个月仍未生产，其子宫内的羊水必定早已变质，胎儿必定会胎死腹中。因此可以断定，刘弗陵绝对不可能是其母怀孕14个月才出生的。
从“巫蛊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赵婕妤、太监苏文、还有那个江充，肯定是一党，他们以拥立刘弗陵为政治目标。我们试想，武帝宠幸赵婕妤时已年过60，绝不可能似年轻时夜夜新郎，武帝宠幸赵婕妤的次数肯定是屈指可数，武帝自己可以清楚地记得，因此负责记录皇帝内事的太监苏文恐怕没有机会私自修改相关日期，因此才有14个月的记载。赵婕妤集团利用武帝晚年迷信鬼神及灵异的弱点，巧妙地引用尧母的传说，蒙蔽了武帝，并使刚刚出生的刘弗陵在武帝心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从此不难看出，刘弗陵应该不是武帝的亲生儿子，其皇家血统十分值得怀疑!
其实武帝在晚年，为太子一案十分懊悔，并为太子建设了招魂亭殿以寄托哀思。对于刘弗陵的14个月，武帝恐怕在晚年也不可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对于刘弗陵的皇家血统，武帝虽不能完全否定，至少也是深有怀疑。但“尧母宫”仍在，已早为朝野内外所共之，武帝估计也没有勇气改正这一错误，因此只能立刘弗陵为继位人，并托孤霍光。
联想到刘弗陵死时已22岁，但仍无子嗣，再联想到刘弗陵的无疾猝死，再联想到刘弗陵死后，霍光先依众臣之议立继位为昌邑王的刘博之子为嗣，而后又废昌邑王，改立原太子刘据流落在民间的孙子刘病已为汉宣帝的行为，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汉武帝在临终托孤时到底是怎么给霍光下的指令。
我们可以推断出，刘弗陵必不是武帝亲子，从赵婕妤与江充、苏文的关系上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出，刘弗陵可能是赵婕妤与江充的私生子。武帝在太子案平息后可能明白了这一点，此时江充已被太子所杀，武帝于是杀死了太监苏文。出于对皇帝尊严的考虑，武帝当时没有对赵婕妤下手。武帝死前，可能对刘弗陵的血统更加怀疑，但前事已成定局，武帝已无可替代刘弗陵的其他继位人可选，因此武帝托孤于霍光，让其拥立年仅8岁的刘弗陵为帝，并以“子少母壮，取乱之道”为名，处死了超婕妤。估计在托孤时，武帝已知太子之孙流落民间之事，武帝定会让霍光继续察查刘弗陵的身世之迷，并可以在适当的时机，秘密除掉这个冒牌货，将大汉天下重新交到武帝与卫皇后的后人手中。
因此才有了武帝杀“钩弋夫人”赵婕妤、托孤霍光拥立8岁的汉昭帝刘弗陵、刘弗陵22岁仍无后、刘弗陵22岁少壮之时莫名其妙地死去、找到并拥立流落在民间的原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继位为汉宣帝的历史事实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