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秦皇汉武并举，两者皆号称雄才大略，特别是汉武帝东征西讨、攘夷拓土，极大拓展了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间。历史课本从小就告诉我们，汉武帝时大将卫青、霍去病北击威胁最大的敌人——匈奴，从此匈奴再也无力与西汉对抗。但汉武帝真的击败了匈奴吗?西汉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西汉时期匈奴之患最终是如何解除的?
经过汉初几十年来的休养生息，武帝在位初期国强民富。由于行之有效的国家马政，西汉边郡已养马数十万匹，组建起训练有素的强大骑兵部队，构成了对匈奴作战的军事基础。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调集30万兵力埋伏于马邑周边，欲一举歼灭匈奴主力。但如此大规模兵力集结，很难保密，匈奴单于得知汉武帝计划后，退兵出塞。
这次未实现的伏击开启了汉匈之间近百年的战争。马邑之谋固然展示出汉武帝的强烈进取心，但他毕其功于一役的好大喜功也暴露无遗。早在前138年，汉武帝的急于求成就初露端倪，他派张骞出使西域就为“欲事灭胡”。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可分为三个时期：从马邑之谋到前119年的漠北决战，汉军频繁出击匈奴;前118-104年间的停战与政治和谈阶段，双方要么无战事，要么也是低烈度冲突;前103年之后武帝再度大规模出击。
前129年的龙城之战，汉武帝派4万汉军分四路出征匈奴，然而其中三路或者无功而返，或者损兵折将，甚至全军覆没、主将被俘。龙城之战西汉军人一共死伤1.7万，只有卫青一路斩敌700，攻破匈奴人会盟祭天的龙城，汉武帝首战不利。
此后，在西汉对匈奴的进攻战中，逐渐形成一套“间接”攻敌的战略，由卫青和霍去病等优秀指挥官较好地贯彻执行。无论是卫青夺得并巩固河套地区的两次漠南之战，还是霍去病攻下河西走廊的两次河西之战，汉军一般有一路军队在非主攻方向发动佯攻，迷惑匈奴单于，令其难以支援，而主进攻方向也不是简单的硬碰硬正面攻击，多采用大范围迂回、长途奔袭、出乎意料的奇袭等发挥骑兵速度优势的战略战术。
然而往往几次胜战后，汉武帝就犯了好大喜功的毛病，企图用一场总决战彻底击败匈奴人。结果却往往是主力决战准备过程漫长、物资消耗大，保密不佳，匈奴也做好迎战准备，导致进攻的突然性丧失。
前123年的阴北之战，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率6位将军领10万骑兵，一路大军穿越阴山东段，直接攻击匈奴单于，并没有其他方向军队的策应和佯攻。是役，汉军杀敌1.9万，然而也损失了3000多精锐骑兵，更导致前将军赵信兵败投降匈奴。因此虽然获胜，战后卫青并未得到加封。
前199年，汉武帝发动漠北决战，更是霍去病两次河西战役(前121年)取得辉煌战果之后的头脑发热。汉武帝倾全国之力，调集的战马加上“私负从马”共24万匹，数十万步兵运输物资粮草、保障后勤，卫青和霍去病分别统领5万骑兵，总兵力高达50万人。
是役，匈奴损失9万多人员、大量战马和畜产。此战后，匈奴在漠南(大致范围是蒙古高原的戈壁荒漠以南)无法立足，向蒙古高原西北迁移。但西汉为此战付出的军事代价有多大呢?汉军伤亡七八万，与匈奴相当，马匹损失十多万匹，这对于战马相对较少的西汉，代价过于高昂，导致汉武帝在后期发动的战役中，再也无法调集如此多的马匹。
另外，卫青和霍去病的骑兵部队分别在蒙古大漠里行军一千和两千里，由于当时落后的交通和后勤制约，交战之前，汉军的马匹、物资和人员损耗就必定相当高。
漠北决战，汉武帝放弃了有效的间接攻敌战略，与匈奴主力正面决战。汉军的策应佯攻、迂回机动和偷袭等优势战术无从发挥，再加上补给的困难和损失，结果漠北之战虽然取胜，但却是一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惨胜。实际上西汉和匈奴都元气大伤，此后七年双方几无战事。
漠北决战既是武帝对匈奴作战的顶点也是关键转折点，其惨重的军事和经济代价多半要由他“好大喜功”的性格负责。在征讨驱逐匈奴的伟业中，汉武帝所谓的“雄才大略”也止于漠北决战。
经过十多年的相对和平与政治谈判阶段之后，汉匈冲突再度激烈。此时武帝宠幸李夫人、宠信李延年，后两者之兄李广利将军因此受武帝重用，但李广利军事才能平庸。前103年赵破奴两万骑兵被匈奴八万人围攻，全军覆没。此后西汉三次进攻匈奴都由李广利担任主将，结果一次无功而返，两次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