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国力的强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厚葬成为有汉一代的整体风气。正如《潜夫论·浮侈篇》所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檽梓、梗、楠。
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当时之人即多有感叹：“国赀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这些都是汉代厚葬之风的一种证明。
自西汉至东汉，文献中不断记载有帝王、思想家及有识之士对厚葬的抨击与对薄葬的提倡。西汉前期的汉文帝修建自己的霸陵时，坚持不以金、银、铜、锡为饰，专用瓦器，并在遗诏中明令不准厚葬。
东汉初期光武中兴之时，曾下诏说：“世以厚葬为德，薄葬为鄙，至于富贵奢僭，贫者单(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正，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
东汉王充在其《论衡》一书中竭力反对厚葬陋习，力主“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当时甚至还有人身体力行倡导薄葬。武帝时的黄老之徒杨王孙认为，“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竟以为高，靡财殚币，腐于地下。
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于是主张以布袋盛尸，入地七尺，既葬，取布，以身亲土。他死后，其子遵父遗命，将他裸葬入土，被认为是惊世骇俗之举。
东汉卢植临死，“敕其子俭葬于土穴，不用棺椁，附体单帛而已”。有史学家认为，兴旺发达的大汉帝国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厚葬。厚葬集中体现了汉人“务崇华侈”的追求。
高大华敞的墓室
墓室是坟墓的地下部分，是安放棺木和随葬品的空间。在汉人看来，墓室更是死者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因此，墓室的建造要符合死者的身份，同时要刻意模仿地面建筑的布局与规模。所以从汉代墓室也可以看出汉人“住”的基本状况。
汉代墓室的结构除了土室外，还有砖室、石室、木椁室等，形制和规模随时代和墓主身份的差异而不同。西汉早期用木椁室墓，后流行空心砖墓与石室墓。
西汉早期，帝王墓室采用木椁玄宫的建筑方式。其所用木椁，具有象征地上建筑的性质，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同墓室一样，可以称为椁室。汉制规定，皇帝、诸侯的椁室以“黄肠题凑”构成，发展了先秦时代人君“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椁，梗、枫、豫章为题凑”的葬制，在西汉中期普遍使用，盛极一时。《旧汉仪》记载，汉武帝墓“梓棺柏黄肠题凑”。
《汉书·霍光传》说：“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
“黄肠题凑”是以黄心的柏木块或柏木条垒叠互嵌，木条端头内向，紧密围筑，即“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向内，故曰题凑”。长沙湘江西岸象鼻嘴一号墓、北京大葆台西汉墓为规模较大的黄肠题凑形式，老山汉墓的墓室木墙也是黄肠题凑的形式。
象鼻嘴一号墓属西汉某位长沙王，题凑由908根柏木垒成，围在外椁四周，并略低于外椁，平面呈“凸”字形，前、后壁宽13.2米，两侧壁长14.4米。大葆台汉墓一号墓主人应为燕刺王刘旦或广阳顷王刘建，是汉初的诸侯王。其墓室木墙总长42米多、高3米、厚0.9米，是用约15880根柏木枋子一根压一根垒起来的。
这些柏木枋子大都截面10厘米见方，长90厘米，其中夹杂有少量截面为20厘米见方或长20厘米、宽10厘米的。各层黄肠木之间无榫卯固定，但堆垒十分坚固，顶端以压边木加固。木枋的端头齐齐整整地朝向中央的棺椁，色泽明亮，极有气派。
形制最复杂、保存最好的“黄肠题凑”墓发现于江苏高邮县天山，墓主人可能是西汉中晚期的某代广陵王或王后。这座墓的黄肠题凑很有特点，857根木头上涂有一层黄色颜料，两端截面中心部位嵌小方木块，又在四面凿出阴阳榫，使之与上下左右的题凑木互相咬合。
研究者指出，题凑木上加涂黄色颜料，可能与用楠木代替柏木有关，而在两端中心部位镶嵌小方木，或许是《盐铁论·散不足篇》所说的“绣墙题凑”的实物证据。
西汉以后，随着砖室墓和石室墓的兴起，木结构的葬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黄肠题凑作为一种高级的葬制，只有皇帝、皇后、诸侯王及皇上特许的宠臣等可以使用，因此代表着葬者身份地位的高贵。
这一点，在后来仍受到重视。正因为如此，东汉时期出现了用石头取代木材的做法，即以“黄肠石”代替黄肠木。《后汉书·礼仪下》记载，建造陵墓时，“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
考古也发现了多座黄肠石墓。在河北定县一东汉诸侯王墓中发现黄肠石4000多块，大部分近方形，长宽各1米左右，厚约0.25米，其中174块有铭刻或墨书文字，内容为进贡石材的县名和石工的籍贯、姓氏或尺寸。
黄肠石垒成题凑，围绕在砖构墓室的外侧，在砖室上面又平铺石块三层，用黄肠石建成一个封闭的空间，与高邮天山汉墓的题凑结构较为相似。河南邙山上发现过东汉时期的黄肠石墓，并出土过许多黄肠石。
邙山是东汉皇陵所在地，这些黄肠石应是属于帝王或贵族墓中的遗物。它们有的用于砌造墓壁，有的仅用于封堵墓门或墓道，已经失去了木构黄肠题凑的作用，保留的只是它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