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房中术，古今中外，见仁见智，异说纷呈。且不说从不同学科的角度看待可以得出不同的见解和结论，即使是从同一学科，例如从社会学或者是婚姻社会学的视角观察，也很难得出共识。其原因即在于，与中国古代诸多的文化现象一样，房中术远远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男女性问题或医学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的问题，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这不，针锋相对的文章出现在《书屋》杂志上了，这就是一九九八年第四期所载舒芜先生的《性学，我们古已有之么?》与一九九九年第五期所载王立兄的《性学，我们古已有之》。两位作者，一位是文史界的前辈老师，一位是医史界的学兄，都是我所尊敬的治学严谨的学者，所论应该不虚。然而分歧俱在，真让对中国古代房中术不太了解的人(真正了解的人确实不是太多)莫衷一是。
我以为，性学是一个西方传来的名词，所指当为性科学。要考究性学是否在中国古已有之，首先必须对“性学”与“房中术”两者分别在各自文化背景中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看其所涵盖的内容是完全重叠、大部分重叠还是只有小部分重叠。如果是完全或大部分重叠，则可以认为性学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如果不是，答案则是相反。当然，这一工作不是一篇小文可以解决的，本文拟就其主线脉络稍作清理，或能澄清某些问题。
就目前可见资料看，较早而又比较系统的古代房中术资料是一九七三年底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些简牍帛书。其中涉及或专门论述房中术的有《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养生方》和《杂疗方》。前三书主要讨论的是怎样通过导气(气功)、药物和性活动以加强男性性功能，以及怎样通过男女性活动并辅以导气以求得男性健身延寿的养生方法和理论;《养生方》记载了三十三种疾病或事项的九十余个养生与治疗方，其中有食疗、食养方，有内治方，有外用、外治方，绝大部分是房中养生方(此就字面上的广义而言。
医家可称之为“补肾壮阳方”，方士则称之为“春药”)，即通过药物的摄养与治疗以消除男性的某些性功能障碍的方法，也有少量房中导引养生理论的内容附于全卷之末;《杂疗方》的内容比较复杂，主要部分为房中药养及药治，兼有一些禁咒之法等。这些房中书具有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和一个目的，以及围绕中心和达到目的所运用的五种手段：
一个中心是以男性为中心。例如，意欲加强的是男性性功能，希望通过性活动求得健康长寿的是男性，在性活动中获得性体验、性快感的主体也是男性。即使在一些关于性活动过程的细节描绘中出现了少量反映女性性兴奋程度的体征(如“五欲之征”、“五音”、“十已”等)，也是为了让男性可以知时而动，准确地把握进出的时间与动作(如“十动”、“十势”、“十节”等)、抽动的频率与深浅度(如“十修”、“八动”、“九浅一深”等。
后世道教房中内丹采补术中的“进火”、“退火”、“抽添”等均与此有关)以及适时地导气保精等，免得伤害身体。换句话说，女性是一种被男性借(用)以获得身心健康和感观愉悦的性工具;女性性兴奋度的体征则是男性性行为程度与进度的刻度表。这一特点，在中国古代房中术中贯彻始终，从未改易。
从字面上看，房中术的目的是求得养生长寿，但具体而言则是求得性感享受与健康长寿的高度统一，变耗精伤神(古人的认识)的单纯性交活动为补养精神的性养生，以达到享受与健康两不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采取了如下五种手段：
其一，通过气功(导气)养生以加强身体和性功能，并在性活动中辅以导气治气以养精摄生。后者即所谓房中导引，为后世房中采补术之滥觞。同墓出土的《导引图》和《却谷食气》当为前者的配套用书。
其二，通过食用一些药物与食物以治疗某些性功能障碍的疾病，恢复并加强性功能，以便更好地进行房中养生的性活动。《养生方》和《杂禁方》中的内服药方多属此类。
其三，运用一些药物或经过药物制作的器物外用于男女性器官，以刺激性欲，引起性冲动，激发性高潮，以利于进行和完成性养生活动，并提高其质量。《养生方》和《杂禁方》中的外用方多属此类。
其四，讲究性交的动作与技巧。认为动作与技巧若合符节则可强身健体，否则相反。“房中术”者，“房中”(性交之隐语)之技巧与术式也。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这是房中术的主要内容，离开了性活动，房中术便不复存在。
其五，讲究御女多多益善，少了反而有害身体。如《养生方》说：“食脯一寸胜一人，十寸胜十人。”“胜”者，战而胜之;“御”者，驾御，如君御臣、男御女、人御畜之类。在古代，房中术又称之为“采战术”、“御女术”，均体现了女性为男性的性工具的不争事实。此外，所谓“胜十人”，指的是一夜之中或者是不间断地连续与十位女人交战，并非指在不同的时间分别与十位女人行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