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和维稳的三位一体，不可能长治久安，只会导致又一轮治乱循环。在外儒内法成为汉代国策之前，士人就已经“先天子之忧而忧”，尝试儒法融合。出生于公元前200年的同龄士人贾谊和晁错，即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前者以儒家为主，法家为辅;后者则以法家为主，儒家为辅。这里暂且放下贾谊不表，只说晁错。
晁错因主张削藩而被“清君侧”，在历史中扮演了一个悲剧先知的角色。他赤胆忠心，却被腰斩于市，悲剧是毋庸置疑的，是不是先知却需要存疑。不能因为“七国之乱”就证明削藩是正确的，从事态发展看，亦可说削藩的主张引发诸侯不满，进而引发“七国之乱”。不过，重要的不是削藩的一时成败，而是削藩究竟有何价值?
网络配图
司马迁曾指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论者常以农业水平低下为由，强调重农抑商才能解决温饱问题，故意或者无意回避农业水平低下的原因，恰恰是轻视工商。这种回避导致恶性循环，越是农业水平低下，越是重农抑商;越是重农抑商，越是农业水平低下。这种恶性循环，又成为循环论证的证据，证明重农抑商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重农的结果对民生未必有利，而是有利于维稳，有利于皇权。
重农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抑商为前提;正如郡县制并非不可行，但是不能以中央集权乃至个人独裁为前提。重农、抑商和维稳的三位一体，不可能长治久安，只会导致又一轮治乱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