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轮台诏》是田余庆先生于1984年发表于《历史研究》上的一篇文章，由此文引发的汉武帝晚年政策转折问题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继2014年底辛德勇教授在《清华大学学报》撰长文后，相继有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载《中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刘大木《汉武帝形象的三个制造者》(载《新京报》2016年3月5日)、胡文辉《制造司马光》(载2016年3月1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等几篇文章进一步展开争论。近期《清华大学学报》又刊载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成祖明《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论<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谨以此文纪念田余庆先生》，及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杨勇的《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两篇文章篇幅都长达两万余字。至此关于汉武帝晚年政策转折问题的讨论可谓达到小高潮。
综观这些争论，往往各持一方，如刘大木文赞同辛说，李浩、胡文辉、成祖明文则赞同田说。相比上述诸文的鲜明立场，杨勇的论文虽赞同辛说，但对田说也未完全否定。在其文章中，杨勇对《轮台诏》颁行及武帝去世后的历史，尤其盐铁会议及霍光主政时代特别进行了考察。汉武帝晚年的政治态势如何，是否有“守文”的转向?武帝以后，“守文”的政治转向又是如何实现的?近日，澎湃新闻就此相关问题采访了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青年教师杨勇。澎湃新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通常被视为儒学成为封建正统统治思想的一个标志。但在您看来，汉武帝并不是一个尊儒的皇帝。儒学在武帝朝的地位实际是怎样的?
杨勇：我们对武帝朝政治思想常有误解，认为武帝是尊儒的皇帝，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武帝在位初期虽有兴儒之意，也做了一些工作，就是班固所谓“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但这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儒家信奉的是“修文德以来之”的和平路线，“不与民争利”的富民论及以礼乐教化代替严刑峻法的观念。而武帝对外发动民族战争，对内实行兴利政策和酷吏政治，这些政策与儒家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尽管公孙弘、儿宽等儒者也曾在武帝朝位列公卿，但正如金春峰指出，武帝一个接一个的政策“改变了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改变了思想发展的轨道”，儒学在武帝时代“黯然失色，被历史扫进了无权的角落”。武帝朝出仕的儒生只有在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那样的扭曲中才能生存。这种状况直到武帝一朝结束也没有看到什么变化。
澎湃新闻：在您的论述中，所谓“守文”的政治转向，即意味着它应该符合儒家的政治理念?杨勇：对。对“守文”的考释是我论文中的一个重点。田先生《论轮台诏》一文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根据《资治通鉴》载武帝对卫青“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一语，认为武帝通过《轮台诏》完成了向“守文”的转变：“过去汉武帝把转向‘守文’的任务寄托给太子，现在却不得不由自己来实现了”，“‘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帝终于在现实面前转向‘守文’”。但是翻检《史》、《汉》等书，并未有卫太子“守文”之说，也没有武帝晚年转而“守文”之说。汉武帝是否在晚年通过《轮台诏》转向“守文”，《轮台诏》与“守文”是否有关系，是关涉汉代政治思想史的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