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东莞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这些沿海卫所的军人，往往就是郑和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
综合多种可靠史料估计，郑和历次下西洋的船队，规模都极为庞大，通常有大船二百余艘，总编制在二万七八千人之间，又以武职人员和军士居多，约在九成以上，除军事任务外，他们还要承担各类工作。
但下西洋航程极为艰险，往往来回一趟就花费数年，很多人有去无回，史书有云“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郑和本人也是在宣德八年(1433年)七下西洋时病逝于海外，导致整个远征行动几乎是突然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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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海外各国朝贡(其实是以此为名前来做生意)，日本取道浙江，琉球取道福建，安南(今越南)取道广西，南洋多国通常走海路取道广东。
因此，广东是明代朝贡贸易的最主要通道与枢纽，广东市舶司也是三市舶司中任务最重、规模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连该市舶司附设招待来使的怀远驿，也是三省驿馆中最大，有各类房舍120间。
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之壮举，在明廷官方来说，主要目的是宣扬天朝国威，慑服海外诸藩，客观上却拉动了东南沿海诸港的商船贸易发展，广东自然也大大受益。
明代广州人郭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所修《广东通志》中记载：永乐五年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
这就是郑和二下西洋，船队从广东启航后，所经国家有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腊、南巫里、故里、柯枝、锡兰等，永乐七年才启程回国。
民间史籍记载，永乐一朝，广东官船频频出海，走私活动(也相当活跃，沿海各县平民、官吏和卫所军士，都有参与。粤东海滨，居民跟海盗及成分复杂的“倭寇”，来往密切，甚至窝藏接济，冲击海禁制度。
除了沿海走私之外，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直航东西洋诸国，即今东南亚地区，走私贩私，从贸易中取利。现代英国学者卡德在《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一文中称：
“到十六世纪末，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贸易中心出现于爪哇、锦石、泗水、饶洞、万丹、日葛礁和其他岛屿(苏门答腊、西婆罗洲)上，这些中国人都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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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粤两地中国商民能大批移民侨居东南亚，在当地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郑和下西洋时在那一带为明朝树立的崇高威望。有可靠的文献记载，来自广东的侨民首领。
在郑和的认可和支持下，甚至成为旧港“大头目，以主其地”，并传位给子女，俨然称王。这更带动了不少广东商民前来侨居。爪哇的情形也与此类似。
前面提到过，东莞县人钟左的父祖钟海清，在郑和首次下西洋时，于旧港“应招率本管头目人船随同来朝，升正千户”。华人移居海外，喜欢聚族而居，本县本府同乡也往往愿意扎堆，钟海清能号令众人来归，很可能他们都是莞籍的乡里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