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而言，庄子永远是他们精神追求上遥不可及的巅峰。这种巅峰的文化意义，在于“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进入“坐忘”境界的庄子，是世俗完全摆脱、心灵彻底自由的一个象征。所以，庄子作为“图腾”，始终为古往今来的读书人所仰慕，所效仿。在他们看来，庄子那种既不“入世”，又不“避世”，姑且“游世”的人生哲学(“不傲睨万物，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乃是“十有九人堪白眼”处境中的自己最好的精神慰藉。区别仅仅在于有的人是出乎本性主动朝着这方面做努力，如“浑身上下静穆”的陶渊明;有的人则是在人生道路上摔了跟头之后再回过头来寻觅庄子这个精神港湾，如李太白、苏东坡。不过，殊途而同归，这恐怕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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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管理漆园的官职，至多相当于今天小小的科长，不入流，没有品，收入不会太多，事情操心不少，典型的责任不轻，辛苦多多。一年到头要为漆园的经营忙前忙后，日晒雨淋，夏天在毒日底下烤得全身脱皮，冬季在寒风之中冻得手脚裂口，既没有了读书抚琴的时间，又丧失了吟诗作画的雅趣。更要命的是，漆在当时属于国家战略物资，修缮宫殿需要它，制作武器需要它，老百姓日常生活也离不开它。所以国家对它的出产与质量加以关注和重视乃是势所必然，理有固宜。这意味着上级官员动辄要莅临漆园，考察监督生产的进度，考核审计工作的实绩。不过如此一来，庄子便更是大倒其霉了：不得不劳心费神、加班加点整理汇报材料，编造各种数据，填写各种报表;不得不低眉顺眼、哈腰迎往送来，陪宴敬酒。在酒席上不断经历从“豪言壮语”到“花言巧语”，止于“不言不语”(完全醉倒，钻到桌子底下，不能吭声的最高酗酒境界)的游戏过程。这种日子，就像《聊斋志异》“促织”篇中那位可怜的小吏成名那样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如何让生性自由的庄子能够忍受。陶渊明好歹还是个县令，正儿八经的“正处级”，可他尚且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回乡下老家种瓜栽豆，过自食其力的生活，“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庄子他的“漆园吏”官衔比起县令来，又低了不知多少级，当然更不愿为“五升米”折腰了。于是乎他的选择也就只有一个：趁早辞官，去做“涸辙之鲋”，到烂泥沟里自由自在去摇曳自己的尾巴，“无己”、“无名”、“无功”、“无待”。可见，庄子不愿当官，最初的动因，恐怕是嫌官职太小，只有办事的辛苦，没有吆五喝六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