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四月十八日，一个题为《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的诏令自上而下颁布全国，要求各级官吏立即刹住车服宅第互争豪华的奢侈之风，“各务素朴，弘兹国风”。有敢继续犯规者，御史马上劾奏。
此前此后，像这种以惩革积弊、振刷风气为取向的倡俭黜奢，还有汉代昭宣中兴、明代弘治新政、清代嘉庆维新等多个历史片断，利钝得失，异同互见，正可合并观照。
“经济富足—奢侈享乐—贪污腐败”的内在逻辑
历代倡俭反奢的缘由，几乎都是因富启奢、由奢滋腐、乃思惩革除弊的规律。以西汉为例，汉初国穷民困，皇帝乘车配不起四匹毛色相同的马，将相只能乘牛车。后经文景之治，国家财政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日渐富足，于是“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今非昔比，京师储币累百巨万，太仓陈粟充溢露积。钱太多了挠心，“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到处兴造楼台馆所、豪华车辆，乃至谁若驭行母马便遭人耻笑。如此折腾的后果，不仅是海内虚耗，还败坏了吏治与风气，司马迁所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以及昭宣新政的推行，皆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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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能量，自然也有负能量，振刷风气的利钝迟速，便是两种能量的此消彼长。比如唐文宗的宰臣们对皇帝带头“恭勤节俭，冀革其风”的成效，有个客观评价：“陛下节俭省用，风俗已移，长裾大袂，渐以减损。若更令戚属绝其侈靡，不虑下不从教。”听话听音，距真正“绝其侈靡”还远，主要是因为亲贵外戚这个特权阶层在释放负能量。正史记载，王涯主持制定的《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经文宗批准颁发后，马上引引权贵们的激烈反对。监督法令实施的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杜悰不敢得罪这些人，只好采取变通办法，先拣比较容易实施的部分推行，其他则放宽限制。结果，“事竟不行，公议惜之”。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明代：弘治元年朝廷就诏令内官不许僭穿蟒衣，其后又两度重申禁令，直到弘治十七年，皇帝仍在向阁臣抱怨，“内臣僭妄尤多”。即如《明史》所言：“孝宗加意钳束，故申饬者再，然内官骄恣已久，积习相沿，不能止也。”所以不仅编织笼子不易，想把骄纵惯了的人关进笼子也难。
积习难改、抗令违禁之外，还有见风使舵、弄虚作假的。嘉庆帝倡俭反奢时，皇族中有个叫昭梿的私下写道：“今上复以恭俭率天下，故在朝大吏，无不屏声色，减驺从，深衣布袍……以自诩其节俭。”并具体点出什么人什么人，都是声色自娱的底子，眼下仅仅是为了迎合“今上”才装模作样，“亦一时风气然也”。等风头一过，故态复萌或当不免。由此看来，怎样才能使改变风气的一时成效转为常态化、长效化，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