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权运作过程中，为了维护国家体统，同时也是为了保障皇权的顺利运行，要求皇权须遵循国家现行体制的规范，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皇权之所以能够受这种限制，正是自身的运行机制和保障皇权的目的所要求的。
皇权在运作过程中，常用对“后事”的担忧而能自觉地接受来自国家体制中的制约。我们所谓的“后事”有两层意思。一是顾虑身后江山社稷的前途，再则是身后世人的评价，即青史之上的名声。越是有作为的皇帝，越是在这方面有着更强的自觉。像一代名君唐太宗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他自己在这方面的担忧。《贞观政要》一书中大量记载着的唐太宗对“为君之道”的探讨，其实很多都包含着这方面的意思。如《贞观政要》卷六《谦让》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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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仍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对皇权的何种性质与何种形式的限制，归根结底是为了服务于皇权，是出于使皇权更加有效行使的需要。不同形式与内容的限制，从根本上要服从于皇权意志，这些限制绝不能超越皇权、冒犯皇权的尊严，唐太宗以魏徵“每廷辱我”而欲杀此田舍翁。甚至如唐太宗亲观国史，更能反映出皇权意志是可以凌驾一切的。元和初年任左拾遗的翰林学士白居易，曾因论事之际，直言“陛下错”，唐宪宗大为恼火，认为是“白居易小臣不逊”。据《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载唐宪宗所言，则为“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这很贴切地说明，即使是谏官，论事之际也不能冒犯皇帝的尊严，无礼不逊之辞，是会令帝王难以忍受的。
因此，对皇权的限制种种，都须以维护皇权的尊严与地位为前提，以保证皇权的有效行使为旨归，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和这一范围之中，对皇权的限制才有可能实现，如果超越这一条件和范围，对皇权的限制与束缚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