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70 年代，著名的宦官汪直曾经指着一位敢于不对他阿谀奉承的县令骂道：“尔头上纱帽谁家的?”县令恢谐地回答说：“我的纱帽，是用白银三钱在铁匠胡同买的。”
一条鞭法改革，反映了赋役折银的趋势，同时又从赋役层面上进一步巩固了白银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到明代后期，国库收支是以白银为主，而铜钱则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国库收支中铜钱的数量不到白银的百分之一，甚至不及千分之一。这与宋代国库收支以钱币为主是完全不同的。明代的白银，可以说笼罩在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
清初学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说，为方便交易，“虽穷乡僻壤，亦有银秤”。这在从欧洲来的传教士的记载中也可以证实。明末，一位名叫拉斯戈台斯的神父记录下了以下这样的细节。他说：“每个中国人在购买东西时都会随身带着一把钢剪，根据货物的价格把银锭绞成大小不等的银块，再用戥子称出小银块的重量。人们在做这件事情时非常熟练，如果需要二钱银子或者五厘银子，他们往往一次就能凿下准确的重量。”他还说：“在中国，连孩子们都会估量银锭的重量和成色。人们会随身带着一个类似铜铃的东西，里面装着蜡块，用来收集剪下来的银屑。当银屑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人们把蜡块熔化，就可以回收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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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丝绸之路，给中国输入了大量的白银。然而，在进入中国后，白银便在这里沉淀下来。1621 年一位葡萄牙商人谈道：“白银在全世界游荡，直至流入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对这一说法的一种解释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中国，需要大量的货币;另一种解释是，中国人把白银用于置田买地，或者储藏起来。美国学者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认为，17、18 世纪全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流入了中国。大量的白银流转的数字表明，15—18 世纪的中国，依然是世界的经济中心。
15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让16世纪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亚洲、欧洲、美洲之间，开始实现密切的往来：交往的主要通道是海洋，而交流的主要媒介则是白银。16世纪始，世界各地的商人们，都在使用源自美洲的西班牙银币作为标准的交换媒介。奥斯曼帝国、明代中国和印度，都用大量白银来支撑他们各自的通货体系。从此，原本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深深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然而，在同时期的非洲，仍然是以贝壳作为货币，而俄国一直到彼得大帝时代，仍然以毛皮作为货币。但是，富庶不代表先进。著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先生评价彭慕兰《大分流》时说：“18世纪，中国与西方比，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至少旗鼓相当。但是，富的不一定先进，往往更保守。中国在科技和制度，尤其法律与经济制度改革上，已落后于西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