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拉开序幕。
5个月前的5月8日，这一天，清政府宣布裁撤军机处，仿照议会民主制国家设立新内阁。然而，13个内阁大臣中，汉人仅占4席，满人却得了9席。9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7个。因此，时人称之为“皇族内阁”。
君主不负责任，皇族不掌政权，这是君主立宪国的根本原则。清廷玩弄民意的举动，不仅违背了“立宪”的承诺，更使其“保满排汉”之心昭然若揭。用一个徒具虚名的内阁来应付民众对于西方宪政的热切追求，清政府的颟顸无知彻底寒了上至地方督抚下到立宪党人以及所有对改革还抱有一线希望之人的心。改良派旗手梁启超就愤然撰文称，以后的字典上“断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然而，追本溯源，“恶政府”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清廷中央集权留下一个空心的夹层
1860年10月7日，当英法联军的士兵冲进圆明园进行劫掠时，在一处皇家库房里，他们发现了当年英王乔治三世精心挑选、委托马尔嘎尼送给乾隆的礼品：两门先进的榴弹炮、牵引车以及炮弹。乔治三世希望用这种婉转的方式提醒乾隆，英国所具备的军事技术和工业潜力。可惜，乾隆不为所动。
在回程的船上，马尔嘎尼写道：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陈旧的破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得它在近150年的时间里没有沉没。它那庞大的躯体使得邻国望而生畏，假如不幸由一位无能之辈掌舵，那它的厄运就降临了。
网络配图
即使摄政王等年轻的满洲王公贵族比起先辈们更加“开明”，但权力的腐蚀力太巨大，为所欲为的特权太令人珍惜，加上他们骨子里一贯的皇族傲慢，即使实行“立宪”，他们的最终目的无非是简单的、为保全爱新觉罗家族的“富国强兵”而已。他们并没有深谋远虑，且从来没有考虑过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只是想以简单的政府机构改革来装饰门面、捱过政治危机，从来没有进行过公民权利方面的考虑。满清的立宪，最深层的目的仍然是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合一。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依然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的当然垄断者。
“立宪政治的精髓在于，一个集合体的权力存在于每个组成部分中，而不是仅仅存在于统治阶层。这种普遍的、内在的权力平衡，就是历史对中国政治提出的要求。”悲剧在于，晚清政坛没有高手能把宪政制度完美地嫁接在君主制度的枝干上，政府又遭受连年对外战争失败后的权威危机，所以，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以惨败告终。
清政府长期以来，多次失信于民，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深深怀疑。稍有常识的人冷眼旁观，都会发现清廷这种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改革”似乎只是爱新觉罗皇族的私人事务。即使真的通过改革能够实现国富兵强，天子和满洲皇室的权力愈来愈强，最终得益的只是上层极小部分人，他们和他们所构成的政府权力可能更加不受约束，个人自由势必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损害。
此外，晚清社会的经济落后和市场经济的不发达，也是宪政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优良的经济环境，宪政改革和民主制度就缺乏坚固的社会基础。正如巴林顿·莫尔所言：“摆脱农业这种人类的主要社会活动，是民主获得成功的一大前提条件。必须打破土地贵族的政治霸权或对其加以改造，农民要面向市场进行农业生产，而不再局限于本人及领主的消费” 。
可叹的是， 1911年，时间再不等人。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哪怕清政府的改革和宪政提前七八年，革命的势力也不会那样强大和具有渗透力，内部和外部的环境都不会像末期那样险恶，政府的权威在民众中尚存，清廷不致于那样手忙脚乱、仓惶被动和不知所措地无头苍蝇一样仓猝地进行朝令夕改的“改革”。倘若早些动手，即使套用日本明治维新那种中央集权式的程式，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
失去了立宪最后的机会，中国的改良运动很快就直接演变为暴力流血的革命。腐朽、但并不十分残暴的清王朝末期统治集团，等待它的只有那冥冥之中注定的、武昌新军中那一声枪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