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2月20日，时值岁寒，正是京城中王公高官们收取“炭敬”的繁忙时节。
这天，占领天津的八国联军临时军政府“天津都统衙门”召开第84次会议，除了讨论发放救济、变卖旧子弹、逮捕义和团、民教冲突等事项外，还专门 “研究了关于当前一些华人向政府部门成员赠送礼物的问题”，并形成决议：
本委员会认为此举应当严加制止。同时也相信，政府所有成员都不会接受华人除水果和鲜花以外的任何馈赠。
西方军人所组建的临时军政府，在枪杆子的护卫下，在此前的腥风血雨的涤荡后，居然也遭到了坚不可摧的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的袭扰。这段以法文记载的文字，是极少数以官方资料的形式确切记载下来的中国官场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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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沟民教冲突的后续情况，在都统衙门的会议记录没有记载。但当时北京外交使团接到了指令，“要求友好地解决赔偿事宜”，估计此事应该和平处理了。
清末的不少社会矛盾，都是由民教冲突引发，所谓的教民中，不少是为利所驱而入教，多有依仗洋人的势力欺压乡里的情节，西方不少传教士、外交官也看到了这点，但民教矛盾的激化，反而容易成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谋取更大利益的借口，因此西方在此实行了双重标准，放任教民。而到了八国联军自己治理天津的时候，对类似的事件却基本采取了公平的处理，以期打造其治下的“和谐社会”。
八国联军对天津的占领，是中国百姓第一次近距离地与西方占领军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此前的中外冲突，西方军队并未在占领地建立临时政府)，客观地说，不仅是中国的习俗、文化在经受来自西方的挑战，也是西方的理念、行为模式接受东方的挑战。这些文化、制度上的激烈碰撞，在都统衙门的会议纪要中留下了不少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