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长恨歌》缠绵悱恻，荡气回肠，把唐玄宗和杨玉环的故事演绎成了千古绝唱。他和陈鸿合写过《长恨歌传》。他本来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发挥一贯的“讽喻”主张的，可写着写着，诗人以咏叹的、忧郁的、梦幻般的笔调，就把李杨写成了千古情种。白居易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要鞭挞荒淫误国，又要歌颂生死不渝，实际效果是赞美压倒了劝惩，甚至淡忘了把责任推到一个尤物头上的初衷。自那以后，演绎帝王之爱成了士大夫的嗜好，写起来总有使不完的才情。清初洪昇的《长生殿》，算是第二次大规模解读李杨之爱。洪昇受晚明思潮影响，主要突出了一个“情”字，把杨玉环先嫁寿王，以及后来与安禄山私通之类的秽行也给回避了，进行了净化处理。现在蒙曼又把帝王之恋进行了一番充满现代味儿的世俗化平民化的评说与解构，试图彻底揭开帝王家的神秘面纱，并常以还原为“平常夫妇”来解读他们。
蒙曼对李杨爱情的解读大致认为，这段爱情客观存在，纯度达到多少是另外的事情，他们之间不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故事，而是有真感情在的。这种感情如果发生在帝王身上，除了感觉真实我们还会感觉不容易，虽不是百分之百的爱情，却也是爱情。
我也觉得，这一点似乎不能完全否定，帝王也是人。在没见过“爱情”这个词的白居易和洪昇都没有否定，何况今人乎?然而，问题在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真诚的爱的成分究竟有多少，有没有错把玩弄、宠幸、占有、放纵当做了爱?虽不能说乱伦者就一定没有爱，可“乱伦的爱”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李杨本是乱伦关系，杨玉环原是唐玄宗的儿媳，儿子寿王李瑁尚在，小夫妻郎才女貌，美满度日，忽然老子却将儿子的老婆纳为己有，这于国于家，于情于理都不合，即便李家有胡人血统，也不能作为唐玄宗强抢儿媳的理由啊。所以我看不必过多地为帝王的丑行的合理性进行逻辑论证和勉强辩解。
当然了，乱伦也不是从李隆基开始的。远的不说，隋炀帝不就弑父娶母吗?其实李治、武则天也难逃乱伦之名。人类学家总爱说，人是从动物变来的，乱伦是人类未脱离原始野性和兽性的远古基因，是人类的文化及其道德伦理才把它遏制住了，却也还遗留下俄狄浦斯情结，伊奥帕底情结的残痕，所以现在蛮荒之地此类事多有发生。这似乎有点儿理。但我发现，其实平常百姓家和蛮荒之地还是罕见，倒是宫廷深处才是这号事儿的高发高危地段。试问，这因为什么，说明了什么?是爱多得过剩了吗?我看恰恰相反，爱太少了，欲太多了。原因也是不证自明的。乱伦就是乱伦，虽然李隆基营造了开元盛世，也不能因此抹杀其乱伦的性质，作为礼义之邦的大唐皇帝，其爱情的真伪大可怀疑。即使在“性革命”时期的欧美，公公强行霸占儿媳妇怕也是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丑闻啊!我想这大概是现在解读李杨之爱的一个关键点。不能说乱伦者就绝对没有爱情，但这种“爱”与通常的爱情有没有区别，不同点在哪里，其成份有多么复杂，恐怕远远不是“平常夫妇”的意气之争可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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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帝王就没有爱情的权利和发生真爱的可能了吗?非也。我们也要破除对爱情的迷信。记得文革手抄本《第二次握手》里有句话，说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这被传为警句，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倘若有个人宣称他每年都要发生一次爱情，那就不是爱情而是“滥情”。爱情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神秘之客。至于帝王有无爱情却要看不同的情势。据我观察，在自以为真龙天子下凡，威加海内，生杀予夺任我行之际，是不大会发生爱情而只会发生宠爱和亵玩的。爱情是两颗心的相印，两个生命的交融，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爱情，也得以平等为基础吧。在我看来，帝王的真爱大都是发生在他倒了大霉，失了权柄，成了囚徒，踏上流亡之途，被打回原形以后。项羽与虞姬，李煜与小周后，顺治与董鄂妃，光绪与珍妃大率如此。到了那时，才能与草根，平民，底层找到一点点灵犀交通之处，才能懂得真爱的可贵，才能比较多地恢复人性，也才能与草根平民一块儿高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上的超越性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