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一一年，秦帝国已统一达十年之久。这一年，在帝国的东郡(今河南濮阳一带)落下一块陨石。陨石上竟赫然刻着：始皇死而地分。借由这块天降之物，新帝国将要灭亡似乎已经是愚夫愚妇都知道的了，上苍既已降下诏令了，还有假吗?
陨石事件震惊了帝国的朝堂，御史们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在推问无效的情况下，根据帝国的连坐法，周边的潜在乱民被尽数诛灭。事件在表面上暂时告一段落。在这起准图谶事件中，皇帝应该会想起，五年前卢生出海后所献上的《录图书》，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亡秦者胡也”。当时，始皇帝唯一的心病只剩下胡人。
统一以来，皇帝已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各方弹压，以对抗捏造出来的所谓天意背后真实的内忧外患。郡县制已经取代了封建。律法、度量、文字乃至车轨都被置于同一的标准之下。新的天命体现已经用帝号与五德建立起来，皇帝也履行了封禅的宗教责任。兵器被收集熔化重铸成金人放置在帝国的心脏。皇帝四处出巡，考察帝国的疆域。重农力耕作为被证明有效的政策，被推广到整个帝国的领域。法家已经被作为帝国的正统思想加以确立，号召全国“以吏为师”，学习律法。蒙恬的大军已经多次击败匈奴，长城与直道已经修建起来，有效的辅助帝国的进攻与防御。全国各地豪杰们被有条不紊地徙往咸阳，可以用来监视备边东伐。
帝国的制度似乎已经建立起来，“秦虽旧邦，其命维新”，维新下的帝国将跳出分封制下“战斗不休”的宿命轮回。商汤伐桀、武王伐桀的篡夺悲剧将不再上演。帝国将在新制度的维系下，获得内在的自信，并以强大统一的姿态对抗北胡南蛮，“传之无穷”。心满意固的皇帝，借李斯的手笔在全国各地立下石碑，歌颂这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的创举：“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然而这还不够，因为现在在这块陨石上刻着的字昭示着在二个五年计划之后，这个国家中仍然潜伏着阴谋分子，他们懂得运用天意，擅长蛊惑人心，他们是旧六国的残余，失业的游士，甚至帝国的官僚。他们作为东方先进文化的代表，本能地抵制秦国的制度，视之位蛮夷残暴。他们妄图在皇帝死后颠覆已然确立的郡县制，重新恢复古旧的封建邦国，将天下再次带入“流血于野”的黑暗时代。新制度下的帝国的心病不再只是胡人，因为分裂的罗网正在帝国的各处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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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帝国以反对秦制而立家，因此即使行为上采取了比秦制更加严酷的手法，也能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避免道义的谴责，而等这种谴责终于不可避免时，帝国已经掌握了控制与镇压的手段，这种隐蔽的政治套路发生的十分隐蔽，却为新帝国提供了生存之本。
秦帝国时异常顽固反对新制度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汉代成了新制度的狂热辩护者，他们提出的“大一统”、“天人合一”等等名词远远超出了秦帝国时正统法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思想并不决定位置，而是位置决定思想。这些新兴的儒家知识分子，更像是纵横家的游士们，他们爱好功成名就远远甚于他们所拥有的手段。公孙弘、儿宽、张汤、尹隽这般人，他们都凭借着政事练达显贵其时，而熟悉儒家的理论体系则是政事练达的重要指标。他们弥补了赤裸裸的法家国家的道德困境，使得任何政治的斗争变迁都获得了合理化的解释，并以此对君主的权威进行限制，在这些情况下，儒家异化成吏治国家的儒家，支撑了此后几千年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