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禄五年(公元1596年)九月初一,金秋时节的伏见城已是草木黄落,随着微风的吹动,满城一片赤黄。在那通往伏见城的道路两旁人群耸动,观者如堵。一排排日军士兵持枪配刀分列左右维持秩序。道路上明朝使节团打起了全副仪仗,一路上鼓乐喧天,端的是威风凛凛。朝鲜使节黄慎坐于轿中,见沿途日本人甚至有焚香祝祷的,心中不由大定,心想:“看来日本人要议和还真并非诳言,其国上下人等对停战亦翘首以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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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远在关外的满洲社会却呈现出鲜明的上升趋势,这是一个让人眼亮的群落,他们凭借体内的热情和原始冲动生活着,像一群活力四射的少年,朝气蓬勃,锐气逼人。成立大清王朝之前,他们还没有建立标准化的伦理构架,思想没有任何遮拦和羁绊。现在,这群人有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夺取中原。他们的征服需要汉人的引导,所以他们竭尽全力争取那些有才干的汉人,执着而真诚。
在吴三桂之前降清的有洪承畴。此人是明末一代鸿儒,文官武将的精神领袖,被俘之初,也曾经一门心思尽节殉国,在满洲人的监狱里蓬头赤足,日夜大骂,只求速死。可是皇太极并不生气,供吃供穿,多次派人去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亲自到监狱探望,看到洪承畴衣服单薄,解下自己的貂裘大氅给他披上。不知洪大将军是被皇太极的真诚所感动,还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关外那个民族大有前途,总之,他投降了。松锦陷落之后,明朝从皇帝到普通百姓都在等待洪大将军殉国的消息,又一个崇高的身影即将走上祭坛,和岳飞、苏武、文天祥们一起享受后代景仰的目光。崇祯皇帝甚至在北京为洪承畴立了祠堂。然而他居然投降了。这样的事实,像林彪当年仓惶出逃一样难以让人接受。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再来看当年的吴三桂,不免让人心里升起一股酸楚的滋味。史书上说吴三桂冲天一怒为红颜,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后,抄了吴三桂的家,抢走了吴的爱妾陈圆圆,因此吴三桂奋起反抗,掉转枪口帮满洲人杀向大明王朝。其实这时候,崇祯皇帝朱由检已经被李自成赶出了京城,在景山那棵槐树上吊自杀了,大明王朝像一盏快烧尽的油灯,气数已尽,吴三桂的反叛,只不过是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风华正茂的吴三桂,为什么非要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去作明朝这艘破船的殉葬?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中,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火对峙的两极选择中,王朝灭亡,不做忠臣就做叛贼,不进入圣殿,就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在这种情景下,死亡甚至是最轻松的选择。吴三桂选择了活着,他抛弃了行将就木的明朝,他要帮助满洲人恢复中国的元气,他的这个选择需要比死亡更大的勇气。
金庸先生的历史观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外族就会入侵,而这往往是民族的转机。纵观中国历史,华夏民族就是这样一步步壮大起来的。结合金大侠的观点,再来看看对吴三桂所作的那份评判,是不是太过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