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后党争之势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和签订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而告结束，从此，中国陷入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
社稷难以保守，清廷的政治统治当然也就失去了依托的基础，所以光绪帝于甲午战争后，“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每以维新为宗旨”。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清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官员，也纷纷“竞言自强之术”。
1895年6月，陕甘总督陶模上陈《培养人才疏》，向清廷提出“救弊补偏之计”十三条。接着，户部侍郎胡燏棻又上《变法自强疏》，要求清廷“筹饷练兵”“敦劝工商”“广兴学校”等。其他一些亲帝官员也纷纷上疏，要求光绪帝变法图强。
作为“两朝师傅，十载枢臣”的翁同龢，原来在政治上基本上是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直到甲午战前，他对变法维新的思想尚极不以为然。这从他对康有为的态度变化中可以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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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顺天府尹的陈夔龙也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
客观冷静地分析，以上两人的记述是可以令人信服的。除此之外，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也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的冲突，并未涉及政见的不同。”那种认为“太后敌视变法”的说法，“是无根据的，或过甚其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