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啮噬国基的人，皇帝虽然很生气乃至生出杀气，内心却对他们有感情，常常放一马。这一点，和他们用强硬手段对付“谋反”的人是有些不同的。乾隆对李侍尧就是一例。据说，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索贿一案败露后，经钦差大臣和珅初审，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但大学士、九卿奉旨核议时，认为应从重，改为即行斩决。覆审报告送达皇帝那里，办事果断的乾隆皇帝不仅不再果断，而且相当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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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何立国皇帝重反贪甚于重臣子个人的能力?皆因他们亲眼见到腐败对国家的侵噬，亲眼看到官员的贪腐怎样激起民愤，亲眼见到贪腐怎样把老百姓逼上梁山，亲眼见到敌手如何摧枯拉朽。所谓能臣创造的价值，与贪腐巨大的负效应比较起来，不仅不如九牛一毛，而且连皇朝的基础都敢于吞噬的人，哪里谈得上贡献?但第一代帝王耳闻目睹的事情，后代帝王则是仅有耳闻无缘目睹，久而久之也就有一搭没一搭了。以后新王朝循环往复，重走前朝路。
反腐败与忍让腐败，实际总在纠缠乾隆的心智。究竟哪一个更可怕?是腐败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是宽恕李侍尧这样贪腐者可怕，还是将其一网打尽可怕?
? ?置腐败于何地，粗看是反贪坚决不坚决的问题，其实与如何治国相关。《清史稿》曰：“人君驭群臣，既知其不肖，乃以一日之爱憎喜怒，屈法以从之，此非细故也。”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