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底河南安阳西高穴汉魏墓(假曹操墓)考古之后，三国名人墓就引起了广泛了民间关注。曹操墓地、刘备墓地、孙权墓地在学术界和民间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三国疑冢多。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里面有很深的时代原因和民俗背景，当然还有史料记载上的缺憾。在史料不多的情况下，确证墓主最简单办法，是陵墓中出土能直接证明墓主的物件，如墓志、印玺、砖铭、哀册之类。由于时代原因，有的可能没有，也可能腐朽、风化，还有可能被盗墓者盗走或毁坏了。反正在古代墓葬考古中，发现墓主的“阴间身份证”，要靠运气了。就算有史料、有物证，三国墓葬还是较其它时期，在考古上更容易引起争议，这又与这一时期的特殊葬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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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原因：《三国志》埋下了后人争议的空间墓葬的考古发现，是补充和修正历史的最好办法，也最可靠。但确定墓葬的年代和墓主的身份，往往又要靠已有史料来提供线索，以佐证墓主所处年代的历史。
最权威的史料，无疑是“二十四史”、“通鉴”之类的官方认可的史书。但是，三国史书中最权威的《三国志》，却是写得最简单的一部，称其为“三国史纲”倒很形象。后来罗贯中据此编撰的《三国演义》成为古代的特级畅销书，而《三国志》却被冷落了，除了三国演义通俗好看外，是不是与《三国志》的记述过于简单，话说不透，有一定的关系?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三国志》给埋下了后人争议的空间。
魏国有本纪蜀吴只称“主”
《三国志》是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跨度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之间的六十年历史。作者是西晋史学家陈寿。
据唐房龄编纂《晋书·陈寿传》(卷八十二)，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今四川南充)，本为蜀臣，曾任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等职。陈寿很有个性，为人正直，当时宦官黄皓专权，朝臣都曲意附从。陈寿独不拍马屁，不屈从于黄皓，屡遭遣黜。曹魏灭蜀后，陈寿也不得志，多年不得升迁。一个叫张华的领导(司空)，认为陈寿是一个人才，不应该被贬废，推荐他当了佐著作郎，外补平阳令。
这段时间，陈寿开始编撰《蜀相诸葛亮集》，书成奉奏，被朝廷任命为著作郎。公元280年，魏灭了孙吴后，陈寿开始撰写魏、吴、蜀《三国志》，时年48岁。当时，写三国历史的不只陈寿一人，但只有陈寿写得最好。如当时夏侯湛写了《魏书》，看到陈寿的《三国志》后，便把自己的书毁了。陈寿的《三国志》共65卷，其中《魏书》30卷，《吴书》20卷，自已当年的蜀国却最少，《蜀书》仅15卷，陈寿这样安排是有原因。当时陈寿已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而吴、蜀只是“配角”。因此，《魏书》有本纪，而《蜀书》、《吴书》只有传，没有纪，形成了曹魏皇帝均有“本纪”，吴、蜀皇帝只能称“主”，不称“帝”，只有“传”，没有“纪”的独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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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上没有“志”
三国历史虽然比较短，但期间发生的事情，却比历史上的哪一个时期都复杂，都传奇。陈寿的《三国志》只有65卷，便把这一段历史写得很清楚了，可以想见，陈寿的功力是何等厉害。在《三国志》成书后，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其文笔之简洁、史料之剪裁得当，可以与《史记》、《汉书》相媲美。而《三国志》的真实程度和可信程度也是很高的，是部信史。这段历史是陈寿自己经历的，今天我们看《三国志》是古代史，但对陈寿那个时代而言，是部当代史。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世史家对《三国志》的记载是少有怀疑。
但是，不论陈寿如何“善叙事”，区区65卷的容量，要想把波澜壮阔的三国志写得让后人都满意，没有遗憾，即使陈寿再有才，也是做不到的。所以，不同需要的后人看了《三国志》后，觉得许多地方是“点到为止”，简略得当的同时，也显得太过简单。
更主要的是，《三国志》是陈寿私人著史，并不是朝廷组织的“国家写作班子”，他也没有工资可领。私人写史的一大问题，就是史料占有不足，甚至很困难，特别是一些官方资料是很难看到了。所以，《三国志》上没有史书中必有的“志”，对三国的典章制度没有交代。当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所以，陈寿在写作这两国历史上就很方便，资料也多。蜀汉的历史，是他自己国家的历史，却写得最简单，重要的人和事都没有写，或是简单提提，这便反映了陈寿著史的困难，没有资料，巧女难不无米之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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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皇帝令裴松之作补注
《三国志》除了借用史料不足，陈寿的写作也受到主观的影响，对于已灭亡的曹魏，陈寿下笔很实在，如对曹操父亲的出生，搞不清就搞不清，老实交代“莫能审其(曹蒿)生出本末”，而不像《曹瞒传》及郭颁的《世语》那样，妄说“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为从父兄弟”。少帝曹芳是魏明帝的养子，曹芳生父也搞不清，便直言“宫省事密，莫有知其所由来者”。写魏文帝曹丕生母出生，把她娼妓出生的历史都点出来了：“武宣卞皇后，琅琊开阳人，本倡家。”
但对司马晋室，则多有曲笔、回护，就要“为尊者讳”，陈寿有掩盖历史、替司马氏美言的的嫌疑。
由于有的史实写得不清，给后世学者研讨历史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甚至连皇帝也不能容忍。到了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因《三国志》太简单，欲言又止，看不明白，遂命当时的大学者裴松之为之作补注，通俗来说就是给陈寿擦屁股。
裴松之(公元372-451年)，字世期，南朝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
裴松之在注释《三国志》过程中，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多达150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竟然超过原文的三倍。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
因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而在当代家喻户晓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曾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给予如下评述——
“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
从纪昀的评述，可以陈寿《三国志》漏写了多少史料。
三国首脑下葬总共129个字
在重要人物的墓葬方面，《三国志》尤显不足。以三国风云中魏、蜀、吴三大顶级人物，即首脑之死及下葬的过程来论，笔者算了一下，总共129个字，加现代标点符号也没有200字。曹操之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卷一)：“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刘备之死：《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卷三十二)：“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孙权之死：《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卷四十七)：“夏四月，权薨，时年七十一，谥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蒋陵。”对于高陵、惠陵、蒋陵的具体地点，下葬过程，均没有给出。史家只能去猜，只能从书中其它章节或其它史书上，寻找补证。在目前的“曹操墓真伪之争”中，正反两方都拿出《三国志》的记载来说事，但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就是因为各自对《三国志》记载有不同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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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曹操、刘备、孙权之死惜墨如金，但毕竟还是有记载的，相对很明确，对照其它资料不难弄准。对于其他人，如末帝、废帝、废太子的葬地往往就一笔带过，甚至根本不写。如蜀汉后主刘禅、孙吴后主孙皓，在被带到洛阳后客死他乡后就没有交代了，葬地之谜。
三国英雄好汉死无“葬地”
除了曹操、刘备、孙权，他们麾下的将领、英雄好汉何其多啊，但翻翻《三国志》，绝大多数不见死后葬地，他们的葬地成谜，疑冢多多。
或许有读者会认为，这是出于反盗墓的原因，才将墓址刻意隐藏的。这种说法在当世来说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对于史家来说，就不存在了。因为著史的规律是世朝著前朝，对于写前朝史的后朝史家来说，是没有必要考虑反盗墓因素。比较现实的原因，是史家掌握这方面的资料有限。
所以，他们的葬地到底在哪，也是说法多多，以桃园结义兄弟、刘备三弟张飞为例，目前在河北，重庆、四川，都有“张飞墓”，但到底谁是真的，无法说明。
曹操手下的干将很多，既有早年跟随的，也有后来归附的：曹仁、曹洪、夏侯渊、夏侯悙、乐进、于禁、张辽、张郃、徐晃、庞德……
曹操曾有遗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这些对曹魏立国有汗马功劳的臣将，后来陪葬高陵了吗?《三国志》上便没有记载。连负责安阳曹操墓考古发掘的潘伟斌先生也拿不定。在其之前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陵》一书中，潘曾推测，“也许绝大多数人已陪葬在曹操陵前，毋庸再行赘述”。但在目前发现的曹操墓周边，却又不见陪葬墓，陵区陪葬空间并不广阔，令人对曹操墓的真实性起了怀疑。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找不到真实的曹操墓，找不到准确的三国陵墓，而责备或批评陈寿，陈寿在著史时，应该是作了很大的努力了。这个责任，这笔糊涂帐只能记到历史这个概念人的头上。
而现代人，也不应该责怪古人，争议是后人引起的。如果不是出于某种利益，争他墓地哪，是何方人士，又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