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达官富商，还是名流要人，多少年来，遭人假冒、被人蒙骗的事，不知有多少，而且被冒被骗还常常花样翻新，奇招迭出。这类事件一经披露，闻者无不为之愕然。然而比起假冒皇帝、蒙骗太后，前者所为可就小巫见大巫了。不消说，遭人假冒的皇帝即为光绪，被人蒙骗的太后即是慈禧。那么，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又是些什么人?假冒光绪、蒙骗慈禧的用意何在呢?这两起事件皆载于近人刘禺生晚年所著《世载堂杂忆》。刘禺生在是书卷首中云，他是有感于友人鼓励他“忆写从前所见所闻之事乎，是亦国故文献之实录也”，因此“日书世载堂杂忆数则，随忆随录，篇幅不论短长，记载务趋实践”。他既本着“文献之实录”的原则来写这本书，那书中所记，应该史有其事。有些事刘禺生即使不是亲历者，也是目击者，如假冒光绪案，他就列席参加了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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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光绪，事发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事发地就在刘禺生的故乡武昌。那年某日，武昌金水闸大街上忽然出现了一主一仆两个陌生人，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主人看上去二十来岁，长得瘦高肤白，酷似光绪;仆人四五十岁，下巴净光，说话尖声尖气，一副太监相。两人都操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他们租住于一处公馆，平时足不出户，饮食起居堪称奢华;仆人给主人端茶送食必跪，言必称“皇上”，自称“奴才”。当时有一个也正租住在这幢公馆里的湖北官员感到很奇怪，于是就告诉了他的同僚。此事很快就在武昌街头不胫而走。大家纷纷问疑：光绪不是被慈禧囚禁在瀛台么，怎么跑到武昌来了呢?
汉口的报纸舆论同情光绪，非议慈禧。现在武昌发现这主仆二人，不久就有一些报纸未经核实就纷传光绪从瀛台逃了出来，到湖北想寻求湖广总督张之洞保驾。上海一些报纸为吸引读者眼球，也捕风捉影，转载此事，一时间，光绪出现在武昌就更被传得有鼻子有眼。
不久，公馆门前已是一片熙熙攘攘，原来“皇上”来到武汉的消息一经传出，前往拜见者络绎不绝。他们行三跪九叩首大礼，口称：“恭迎圣驾。”冒牌光绪也煞有介事地举手示意，答曰：“不必为礼。”一些大小官员知道“皇上”驾临武昌，觉得是巴结的好机会，纷纷前往跪拜，进献款物，以表忠诚。
对于“光绪”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地方，难道就没有人怀疑吗?
当然有。最先怀疑冒牌光绪的不是别人，恰是曾经做过刘禺生的老师、时任江夏县知县的陈树屏。陈知县闻知此事后，曾亲自前往查看究竟。察访之下，那一主一仆奢侈的表象还真让陈知县吃了一惊。只见冒牌光绪用的被袱绣着金龙，玉碗上也镂着金龙，玉印上也刻有“御用之宝”四字。陈知县毕竟见过世面，不为表象所迷惑，见了冒牌光绪，他还不卑不亢地问对方：汝为何人?冒牌光绪语带威胁，不屑地应道：见到张之洞，我才可以透露。言罢便不再开口。这一交手，陈知县就察觉到了对方底气不足。这就更使他坚信了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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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光绪不多言，仆人也守口如瓶。
这时候，一帮地方泼皮无赖居然强拉硬拽将仆人弄到浴池洗澡。他们想弄清楚仆人到底是不是太监。到了浴池，脱去衣服，仆人露出了真身——“验其下体，果阉人也!”证实了太监的真，人们似乎也相信了冒牌光绪的真。
应该还是陈知县的主意吧，他疑问不减，并设法找来光绪的照片，用以比对冒牌光绪。但两人长得确实太像了，仅看照片，看不出多少破绽。于是陈知县又向北京有关部门发去密电，请求协查。
不几日，北京的反馈来了：光绪没有、也不可能离开囚禁中的瀛台。得知这一确信，陈知县再观察那个冒牌光绪，竟觉得此人举手投足处处流露出一种类似伶人演戏的意味。他又试探性地询问了他几次，冒牌光绪固执道，见了张之洞，一切自会明白。
于是，这一天，湖广总督张之洞收到了一封信函，信里告诉他，光绪皇帝仍在瀛台，冒牌光绪已把武汉搅得沸沸扬扬，阁下应该出面审讯此人了。张之洞亲审冒牌光绪案终于开庭了。刘禺生也列席参加了那天的审讯。庭审开始，被押解到庭的除了主仆二人外，居然还有一位刘禺生在前文一直没有交代过的他们的“同居者”。首先被带到张之洞面前跪下的自然是冒牌光绪。
张之洞：你究竟是何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我，如今见了我，究竟有何要说?
冒牌光绪：这里人太多，我不能向制台大人说，须等退堂后对大人当面说。
张之洞(厉声呵斥)：胡说!你现在不说，我就判你死罪，立刻斩首!
冒牌光绪(不服气)：我没有犯法。
张之洞(拍案)：你胆敢擅自使用御用禁物，还敢狡辩没有犯法?当斩!
冒牌光绪(绝望)：制台大人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
冒牌光绪被押下去后，接着传唤仆人。仆人交代：我本是紫禁城内监，因偷窃宫中东西，被人发觉，不得已逃出来，想离开北京。半道上结识了那个冒牌光绪，实不知他姓甚名谁，他让我和他一起到湖北，说自有我的好处。我这就跟他来到了武昌。
之后审讯那个此前还没有露过面的“同居者”。此人更绝，没有一句话，只是举着手中那些被袱碗印之类的物件向众人示意，宛若哑巴。众人多认为此人莫测深浅，疑是宫中贵人。总之，审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时年63岁的张之洞正为操心洋务、东南互保等一大堆事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和精力放在此案上，遂将此案交给武昌府江夏县严审治罪。案件到了陈知县手中，他立刻动用酷刑。重刑一上身，个个都受不了了，很快就一一将真相供出。不出陈知县所料，冒牌光绪果真是一个伶人，名叫崇福，儿时就入宫演戏。及长大，长得和光绪越来越像，同行常以“假皇上”戏称他。仆人则是宫内守库太监，早就与崇福相识，此人常偷窃宫内物品，一日终于被掌库发觉，遂畏罪出逃，临逃又偷走袱被碗印。不甘做伶人的崇福找到他，想到北京不时有人假冒某亲王、某大臣行骗，得以发财致富，二人寻思，光绪被囚瀛台，与外界无任何联系，我们何不游走各地，以崇福酷似光绪皇帝为招摇，加之身边又有宫中御用之物，足可掩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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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寻思策划，最终把他们送上断头台，怕是二人没有想到的。他们最终背上插着标牌，被押赴草湖门斩决。
事后，刘禺生曾问陈知县：老师何以一见冒牌光绪，便知道他是伶人?陈知县回答道：此人一举手一投足，神情就像在演戏，敢情他是在演戏台上的皇帝呀!他怎知，他越演得像，越会露馅;毕竟生活不是演戏，宫廷不是戏台。
只是不知为何，那个“同居者”又莫明其妙地在刘禺生的叙事中“失踪”了。刘禺生的“顾此失彼”可见一斑。
现在来说慈禧太后被蒙骗的事。
这起事件的中心人物尽管是慈禧，主角却是岑春煊。岑春煊，原名春泽，字之阶，1861年3月生于广西林县，其父是云贵总督岑毓英。岑春煊于1885年考中举人，1889年以五品京堂候补，1892年补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1900年7月，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任甘肃布政使的岑从兰州率马步兵二千余赶到北京“勤王”;慈禧、光绪西逃时，岑又率部赶到南口“护驾”，慈禧派他为前路粮台督办。凭此“勋劳”，岑晋升陕西巡抚。1901年，八国联军侵入山西边境，岑调任山西巡抚。1903年4月，改署两广总督。《世载堂杂忆》记载，岑到任后，“暴戾横肆，任意妄为”。甫一到任，即奏参籍没了当地官吏裴景福等数十人，接着又逮捕了粤中巨绅黎季裴、杨西岩等人，抄了他们的家，使得粤地舆论一片哗然，许多富商巨贾人心惶惶，于是，他们中不少人和一些望族选择避居香港。
这些人离开家乡到了香港，感到有诸多不便，于是就在香港寻思将岑赶出广东。但慈禧对岑充满信任，赶岑谈何容易。在港粤商便声称，谁能将岑赶出广东，就给他百万港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陈少白。
陈少白，生于1869年，广东新会人，1895年加入兴中会，并参与香港总会组织之广州第一次起义，未成，流亡日本。1897年8月赴台湾，设立台北兴中会分会。1900年在香港主编《中国日报》，协助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1905年任香港中国同盟会会员。此事应该发生在他任香港中国同盟会会长后第二年。陈倒也实在，提出先给他30万，他要以这笔钱作筹划经费，事成后再拿余下的70万。
陈怀揣钱先到上海，后又赴北京、天津。一圈走下来不久，令在港粤商大感振奋的消息果然传来了：慈禧罢免了岑春煊，让他回京述职。
陈少白究竟有何神通?
刘禺生叙述道，慈禧痛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尽人皆知，那天陈少白在上海一朋友家偶然看到一份“保皇会”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上面一篇康有为写的文章引起了陈少白的注意。康文痛骂慈禧为武则天、杨贵妃也罢了，还贬指慈禧是咸丰帝的小妾!看到这里，陈少白放下报纸，暗叫一声：有了!
此后几天，陈少白开始四处搜集岑春煊、梁启超、麦孟华(字孺博，生于1875年，广东顺德人，光绪举人，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协助梁启超办《清议报》，1899年任该报主编)三人的照片，然后花钱请照相馆将三人照片制成合影：岑居中，梁、麦分列左右。“合影照片”制成后，陈洗印了一厚叠，让人在上海出售。接着又在天津、北京出售;又买通这些地方的一些小报记者，对那篇康文予以驳斥，骂康有为叛逆，颂扬慈禧功德。再通过香港，将梁、岑、麦三人“合影”售往南洋、美洲。那里的保皇党人看见后，不明就里，以为岑春煊也是他们的同党，遂称道这张“合影”，并发表于当地报刊。陈少白则再将这些报纸上的内容请京、津、沪各地报纸予以转载。不几天，这张“合影”就传遍了海内外。最后也流进了北京，流进了紫禁城，“流”进了慈禧的耳目中。老佛爷这下雷霆大怒。一旁大太监李莲英尽管与岑春煊系莫逆之交，也不敢为岑辩说半句。朝中一些恨岑者趁机攻击岑;更有在粤御史弹劾岑，认为他不宜继续在粤留任。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慈禧终于向岑发出了“召回”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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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京城，自知遭人暗算的岑春煊立即去找李莲英，希望李能帮他在老佛爷面前洗冤。已明白一切的李莲英经过一番思索后，告诉岑道：我有办法了!李想到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你们以伪照片蒙骗太后，我就以伪照片“唤醒”太后。于是，李莲英将老佛爷的照片请人制作成观音模样，置于中座，李莲英扮作韦陀，立在太后左边。一日，李莲英将这张伪照片跪呈太后御览。瞅着老佛爷看照片时一脸惑然的神情，李莲英趁机道，奴才什么时候和老佛爷单独拍过这张照片?这分明是民间刁民的恶作剧。就像那张岑春煊、梁启超、麦孟华的合影一样，不过是那些人借此卖钱图财。接着李莲英不失时机地向太后献策：如此混淆是非，此风实不可长，应颁禁令。
李莲英的“以毒攻毒”法果然取得实效，慈禧对岑春煊疑窦顿释。
此时，陈少白已拿到余下的70万港币，并以此为经商资本，得以致富。粤商还以省港澳轮船码头归少白，之后，陈少白又得以经营哈德安、播宝两个轮船码头，并在那里建别墅自居。刘禺生自述他和一些朋友曾多次在那里受到陈少白宴请，每当这时候，这些朋友总忍不住对少白笑道：你真应该在这里供奉岑春煊的长生禄牌位。后者听罢，笑而不语。
刘禺生的“顾此失彼”在这里又有所显现：据《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二卷记载，岑任两广总督共有两次，一为1903年4月，一为1907年5月，假照事件出现在后一次。而朝中恨岑者即为庆亲王奕劻、袁世凯，伪照片策划者也是他们二人。伪照片使“慈禧信以为实，遂将岑开缺”。当然，最终也是水落石出。但如此看来，则已不是简单的官商利益之争，而分明涉及宫廷阴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