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魏、蜀、吴三国时期，是一个生存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智者恃谋而立身，勇者恃力而行道”，能够脱颖而出、名垂青史的，非魏国的司马懿莫属。司马懿是三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他，三国纷争的历史大概不会那么快就结束，也许还会再演绎数十年;如果没有他，大晋王朝顺应民心的统一大业，也不可能那么水到渠成、来得轻轻巧巧。是他，上承魏之强盛，下启晋之统一，成就了秦皇汉帝那样的丰功伟业，将天下万民从乱世争战之中解救出来。所以，他堪称“命世之英，非常之雄”。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处。《晋书》上称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在笔者看来，最能凸现司马懿善于规划自己人生的，便在“聪明多大略”五个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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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在封建社会，一个人事业上的建树，主要在政治、军事方面;而在政治、军事方面有所建树，则全凭个人与上级的关系如何。所以，根据司马懿辅佐的四个君主，可以大致将他的人生规划分为四个阶段魏武帝时期、魏文帝时期、魏明帝时期、魏少帝曹芳时期。
李世民是如何评价司马懿的?
李世民为《晋书·宣帝纪》作史论，指出了司马懿在性格、军事、政治等多方面的矛盾或曰不平衡。原文如下“宣皇以天挺之姿，应期佐命，文以缵治，武以棱威。用人如在己，求贤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测，性宽绰而能容，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饰忠于已诈之心，延安于将危之命。观其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既而拥众西举，与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无斗志，遗其巾帼，方发愤心。杖节当门，雄图顿屈，请战千里，诈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敌，夷险之路，劳逸不同，以此争功，其利可见。而返闭军固垒，莫敢争锋，生怯实而未前，死疑虚而犹遁，良将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辅翼权重，许昌同萧何之委，崇华甚霍光之寄。当谓竭诚尽节，伊傅可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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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魏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故知贪于近者则遗远，溺于利者则伤名;若不损己以益人，则当祸人而福己。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况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祚?虽复道格区宇，德被苍生，而天未启时，宝位犹阻，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虽则庆流后昆，而身终于北面矣。”
晋明帝时，王导侍坐，晋明帝问起晋前世得天下的具体情形，王导叙述了司马懿的业绩和手段，又说起司马昭在高贵乡公时的所作所为，晋明帝大惭，把脸埋覆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何去非对司马懿的忍耐、气度和用兵能力，都给予分析，不与诸葛亮正面对战并非胆怯，而是高明的耗敌军之策“仲达提秦、雍之劲卒，以不应而老其师者，岂徒然哉!将求全于一胜也。然而，孔明既死，蜀师引还，而仲达不穷追之者，盖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饱，而军未有变，蜀道阻而易伏，疑其伪退以诱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于相持，则仲达之志得矣。或者谓仲达之权诡，不足以当孔明之节制，此腐儒守经之谈，不足为晓机者道也”。评其“制其兵，出奇应变，奄忽若神，无往不殄，虽曹公有所不逮焉”。详见《何博士备论·司马仲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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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在世的时候，在魏国威望是相当之高的，即使毌丘俭、文钦在其死后讨伐司马师，檄文中依然对司马懿有“故相国懿，匡辅魏室，历事忠贞”等赞誉。史书上称其使“天下欣赖”“天下大悦”。到晋朝初年，司马炎在太康年间做到了“天下无穷人”的太康之治，人们对推动三国统一的司马懿还是相当推崇。乃至司马遹被传像司马懿，而能在当时“誉流于天下”。
司马懿的名声毁败，是从永嘉之祸以后开始。其不肖子孙自相残杀带来诸多浩劫，南方的东晋，又长期被世家大族把持，司马懿在人心中的地位也逐渐下降。晋室南渡，情况与当年蜀汉类似，以蜀汉为正统的呼声日高;东晋灭亡后，情况更加明显，到隋唐时代，民间说书戏曲日盛;而唐代官修的《晋书》，以帝王的立场更不鼓励效法。到明代《三国演义》之后，“空城计、火熄上方谷、见木雕魏都督丧胆”等不实的司马懿形象就被演义广传于民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