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苏轼兄弟丁忧服满，刚回京城。那时，兄弟俩踌躇满志，很想有一番作为。可是，苏东坡不识时务，对改革说三道四。王安石很不高兴，就让他到开封府审案子。京城的案子盘根错节，随时都会碰到山头。他希望苏轼深陷其中出不来，无暇指点时政。没想到，苏东坡是断案高手，三下五除二，就把案子办得干干净净——王安石的警告落空了。
第二年上元节，皇帝想买灯，苏东坡劝谏皇帝别浪费这种 “耳目不急之玩”，皇帝从善如流。苏东坡喜不自胜，就像初学写作的人发表了文章而激起更强的写作劲头一样，苏东坡接连又作了《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向改革全面开战。于是，政敌开始收集苏东坡的 “黑材料”，想把他整垮。可是，结果一无所获。但是，这已使苏东坡心惊胆战，后怕起来。于是，他请求外调，以离开政治的漩涡，避祸全身。
就这样，苏东坡与王安石走到了对立面。此后，苏东坡就开始了他连年外贬的宦海沉浮。但是，在王安石下野之后，他却亲到金陵去看望王安石，并次韵王安石的《北山》诗，道是：“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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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惜，人世总有太多的纷扰。苏东坡与王安石已冰释前嫌，可是司马光对王安石却耿耿于怀。王安石死后，苏东坡为王安石说过几句公道话，只是，时移世易，已没人听了;而形格势禁，还得罪了保守派——得罪不起我躲得起，于是，又请求外放，结果越贬越远，差点回不了中原。
若王安石地下有知，真不知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