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更化
元祐更化又称元祐党争，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在元祐年间(1086～1093)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宣仁太后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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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
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
高太后如何废除新法?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支持变法的宋神宗病逝，变法派失去后台，其子赵煦年幼即位，是为宋哲宗，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掌政。
新法废除
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她先是召回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马光。随后，高太后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分别重用。熙宁元丰年间，有一批重臣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包括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这些人被免职后，与在洛阳的一些士大夫往来十分密切。当时洛阳有名士邵雍、程颢、程颐等人，均以道学家自居，文彦博等人待之如上宾。富弼、司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故事，经常集中在一起，赋诗取乐。他们只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不按官职高低来论资排辈。他们在经常聚会的地方专门修建了一所房子，将他们十三人的像全部画在房子里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这些“洛阳耆英”十分喜欢接纳宾客，经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或国家大事，然后喝几杯酒，吃一顿便饭，号称是“真率会”。洛阳人敬重这群人的学识和风度，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会之时，总有不少人围观，竟然由此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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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耆英”中，最为人瞩目的要数司马光。司马光作为旧党的领袖，声望极高，时人称之为”旧党赤帜“。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到京城开封吊唁宋神宗。刚到开封，宫廷卫士及京城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拥在司马光身边，对他说“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围观者多达数千人。由此可见司马光声誉之隆。然而，司马光却消受不起这般众星捧月般的拥戴。之后，司马光入朝拜相。
高太后一临政，便拜司马光为相，立即赢得了相当的人心。就连大宋的敌国契丹，听说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后，也大为敬畏，告诫己方的边关守将不要轻易挑起争端，要维持辽宋双方友好关系。
高太后垂帘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祐之治”，被认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代，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高太后虽然属于保守一派，但却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她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因此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这也是宋朝最后一个国势较强的时期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宋史》记载说高太后“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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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更化
高太后能被称为“女中尧舜”，足见其治下朝政清明，然而，宋朝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党争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甚至从元祐时期一直延续到宋哲宗亲政后，在朝的大臣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这其中，复杂微妙之处难以言表，既有保守派与变法派之间的政治之争，也有宋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还夹杂着许多无法说清的个人恩怨。
司马光上台后，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旧法一一恢复。司马光在宋神宗变法时隐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他废除新法之彻底，不能不说他受到了自己数年来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情绪的影响。
然而，高太后却不仅一味信任司马光，委以重任，还在司马光病死后，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执行到底，并起用大批保守派人物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