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时年仅七岁的小男孩来说，一切不可能由他来做主。事实上他是多尔衮与政敌博弈的产物，是多尔衮问鼎大清政坛的遮羞布。这一点从多尔衮的头衔上可以看出来。顺治成为名义上的大清皇帝时，多尔衮是“叔父摄政王”;第二年，多尔衮成了“皇叔父摄政王”;差不多又过了两年，多尔衮的头衔是“皇父摄政王”。毫无疑问，这是个含义鲜明的称号。多尔衮从一个皇权潜伏者变身为裸泳者，或者说差不多是个裸泳者。皇父与皇帝只有一字之差，可对多尔衮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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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国家里，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甚至拥有皇帝的传国玉玺。但现在，他死了，一个属于顺治的年代，终于拉开了序幕……
阴狠
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十八日，乙丑。亲政刚满两个月的顺治晓谕吏部：“国家设官图治，必公忠自矢，方能裨益生民，共襄盛治……”据《清世祖实录》记载，红头文件下达之后，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大学士冯铨，因为收受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并且工作七年来毫无建树，被勒令退休了。毫无疑问，这是不体面的引退，虽然退休金保住了，部级待遇却没了，最重要的是声誉出了问题。声誉同样出问题的还包括工部尚书谢启光和礼部尚书李若琳。《清世祖实录》还记载了在这一天，有很多人成为这场政治风暴的牺牲品。在这一年，顺治皇帝福临才14岁，是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
当然，这是个出手迅猛的少年，也是个有自己主张的少年。四天之后，人们发现，官场新格局形成了。戊辰日，顺治任命大学士洪承畴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陈之遴为礼部尚书，张凤翔为工部尚书。这是一项耐人寻味的任命。因为洪承畴、张风翔都是明末崇祯朝的重臣，陈之遴在明崇祯十年(1637年)以一甲二名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也是崇祯朝的官员。顺治不拘一格大胆使用，在某个层面上说，体现了他的狠劲。
顺治的狠是“阴狠”，他的政治手腕在这一年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多尔衮猝死，可他的势力并没有猝死。追随多尔衮的强权人物罗什、鳌拜、额克苏等不认为顺治有翻天的可能。对顺治来说，力量依旧是不对等的。多尔衮死后八天，遗体被运回京城。顺治带领文武百官一身孝服，在东直门外五里地跪迎。顺治不仅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还向多尔衮的灵柩行三跪大礼，同时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令罗什、鳌拜、额克苏等人心下大安，觉得大清的天还是多尔衮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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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走了，茶没凉，他们的前途还在。当然，为了把功课做扎实，罗什、鳌拜、额克苏等人逼着顺治做了两件事。第一，以皇帝的规格安葬多尔衮;第二，追授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
顺治不仅照单全收，做了这两件事，他甚至还追封多尔衮的元妃为“义皇后”，将夫妇一同升衬太庙祭享，即视同一位真正的皇帝。这一切让罗什们感觉这个小皇帝不是一般的乖，那是相当的乖。
但是有人开始行动了——济尔哈朗自小就生活在努尔哈赤的宫中，由努尔哈赤加以抚养，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追随努尔哈赤南征北讨，因战功受封为和硕郑亲王，世袭罔替，是八大铁帽子王之一。济尔哈朗与努尔哈赤的儿子们关系很好，尤其与皇太极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
皇太极死后留下了权力真空，豪格和多尔衮开始争夺帝位，济尔哈朗就采取折中的办法，立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为帝，并由他和多尔衮辅政。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济尔哈朗是很压抑的。很明显，多尔衮并没有给他多少辅政的机会——他被边缘化了。因此，多尔衮一死，济尔哈朗就立马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行动。先是拿回传国玉玺，交到看上去一脸无辜的顺治手中，紧接着他对多尔衮反攻倒算，揭发多尔衮当政时，对待他的政敌豪格极为不公，并于顺治五年将其迫害致死——做人，不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应该说，济尔哈朗的行动是有群众基础的，因为当年帝位之争时，反对过多尔衮的两黄旗大臣被打击报复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积怨终于在压抑多年后爆发了。这些重新扬眉吐气的人对多尔衮极为愤恨，纷纷开始摆事实讲道理，揭发多尔衮意图篡位夺权的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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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八年二月，多尔衮生前曾制有八补黄袍等物的事实被揭发出来，毫无疑问，这是多尔衮图谋不轨的铁证。虽然此人生前已经做到皇父摄政王的位上，但摄政王毕竟不是皇帝，于是诸王大臣开始群起而攻之，称多尔衮狼子野心，实不可赦。
于是，一脸无辜的顺治马上下诏，将多尔衮削爵，撤出宗庙，开除宗室，追夺所有封典，籍没家产入口入官。此后不久，又下令平毁多尔衮陵墓，并鞭尸示众。这个举动听上去很有些骇人听闻，但是年轻的顺治以他的暴力行动向世人诠释了什么叫作不共戴天、你死我活。
狠当然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斗争中，也体现在军事行动上。那是顺治十六年七月初八，一个天大的考验落在了顺治头上。这一天，顺治帝得到一个消息：郑成功进兵江南，清军官兵屡战屡败，很有顶不住的意思。
此前郑成功从海上登陆后，率大军包围江宁，杭州、九江的大清守军摇摆不定，欲战还降。沿江列郡，除安庆外，几乎都已被郑军占领，郑成功如若成功，大清半壁江山很有可能会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