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相比，尽管中国的传媒起步晚，规模小，发展慢，但我们一点都不必自卑，因为一百多年来，在新闻方面中国偏不乏大师级人物，就是随便从大街上请出一个人来，哪怕极普通，也会对新闻侃侃而谈议论风生甚至妙语连珠。这就难怪为什么我们身边许多没学过新闻写作的人会写出极好的新闻，没学过新闻管理的人会极好地管理新闻了。
清末名臣李鸿章便是如此。李大人饱读圣贤之书，有学问，但若论起新闻来，怕是一个外行。但是，在中国，若论起看问题之尖锐之深刻，外行往往要略胜内行一筹，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跳出“山”外，当一个外行，才能不被假象所惑，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所以当李鸿章这位连报纸都没读过几份的外行，论起新闻来，其精彩程度真的让你瞠目。前不久，我偶然在《读者》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标题是《1896年李鸿章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录》，文章记述了1896年8月28日大清帝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赴美访问，9月2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情况，其中涉及新闻的一段谈话真是精妙绝伦。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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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当时的李大人们除了对康有为的一会三报(即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记闻》、《强学报》)进行查禁外，对那些“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的报纸似乎还没有采取哪些强有力的措施，依然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倒是辛亥革命之后，远见卓识的大总统袁世凯，冲破重重阻力，不顾千古骂名，对新闻来了一番严厉整顿。据陈力丹先生的《世界新闻史纲》介绍，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用刺刀把中国的报纸引上“讲真话”的轨道，宁缺勿滥，致使“当时全国的报纸减少了三分之二，有71家报馆被封闭，49家受到审讯，25位新闻工作者被杀害，60位新闻工作者被捕入狱。”
不过，袁大总统的整顿也并不十分彻底，许多报纸不久之后，便又旧病复发，重蹈覆辙，只要一有机会就又不讲真话了，以至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得不花费许多力气去整顿报刊市场，做袁世凯曾经做过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