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晚年对大清朝随后推进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在慈禧的推动、支持、关照和默许下逐渐推进的，其中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
1900年，慈禧纵容义和团导致京城“人头滚滚，尸积如丘”的惨状，确实是其一生“罪不容诛”的证据之一。用义和团来排外，这是慈禧的利令智昏所在。她轻信了刚毅等人的胡言乱语，也有逞“灭杀洋人嚣张之气”的一时之勇，但就此说她仅有“妇人之见”恐非事实。但随着“法术不破金身”等“谎言”的破灭，慈禧清醒了过来，义和团很快也从“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回归为“妖言惑众”的“拳匪”，成了八国联军与清军的共同敌人，身份转变之快，外界始料未及。第二年的 1月7日，惊魂未定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陪同下，从保定回到了一片瓦砾的北京城。
慈禧在“西狩”之中就已经反思自己的行为了。是被打怕了，还是幡然醒悟了，史家每个人有自己的解释。总之，清朝随后推进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在慈禧的推动、支持、关照和默许下逐渐推进的，其中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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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于中央无强力人物，政权出现真空化。慈禧突然死亡后，“王朝失去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摄政王载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这是载沣写过的一副对联，也是他性格的写照。其胞弟载涛这样评价他：“遇争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就是这个载沣，唯恐大权旁落，极力防范袁世凯坐大，将他排斥出去，政治真空由大批从日本归来的军事留学人员填补。殊不知，这些年轻人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并不能效忠帝国，甚至在成为军方高级将领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已经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排满学说了。
总之，当权力出现真空之际，一个小小的“保路”竟然升级为政治冲突，最终酿成了民变并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激进与真空，使“保路”成了压断帝国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新政的改革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对于大众百姓来说是个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