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历史爱好者，对于隋炀帝杨广的评价争议一直都未曾停息。从历史的结果来看，隋炀帝将其父隋文帝杨坚创建的大好江山尽数糟蹋，“行非常之役，用非常之法”，集凶残、暴虐于一身，暴君无疑。而就其个人能力而言，隋炀帝也算“功业隆显”，才艺过人，政治军事等方面也可称为一家。
杨广在位十四年，所为中最为后人所诟病的便是三伐高丽。此事的后果便是国内叛乱四起，最终直接导致隋朝的灭亡。另外一件常用来形容他滥用民力便是今天将要讲述的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之事。
由于历史结果的认定和后世唐太宗群臣对隋炀帝的刻意诋毁，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常便被视作不恤民力、贪图享受的罪证。可是再仔细忖度这段历史，切入到当时隋朝所处的国家形势，结合大运河后为世所创之功，却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评价决不可如此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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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登基不久后，便于大业元年下令营建东都洛阳，前后历时十月，据传征调民夫千万余人次。同时在建造东都之间，又下令开凿大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杭州)，耗费民资无数。
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古代，任何国家大规模工程的建设都会施与底层人民难以承担的压力，而这些大工程的功能又不能在一时迅速得以体现。因此每一次大规模征调民力都会成为史家笔下的暴政，但实际的功效却被后世享用。秦修长城，汉据制虏;隋凿运河，唐盛一世;元修黄河，明承其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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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攻不较多。
大运河的开凿将中国南北连成一体，其客观事实上的积极意义，历经唐元明清千余年均可力证。
但若为此而替隋炀帝暴君身份洗白则难以为信。隋炀帝在位十四年，其亡国之祸实属咎由自取。
随着隋朝的发展壮大，政务日渐增多，隋炀帝却开始“不遵法度，骄奢荒怠”。同时又自视甚高，滥杀无辜，赏罚无度，连被称作“隋室安危，系其存没”的能臣高颖都难逃一死，其他旧属大臣、黎民百姓更是视为草芥。
大隋君行如此，纵然功秋万世，都是嫁作他人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