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两次成功地发动宫廷政变，三次垂帘听政，同治、光绪两朝强势干政、独断乾纲，两个小皇帝在她手中被随意拿捏，大臣中的精英也被她把玩在股掌之间，操纵权柄长达四十八年之久，七十四岁病逝。如果中国当时依然生活在可不理会世界的绝缘体之中，那么，这位太后的命运与中国社会的运作可能也不会有多少特别的看点。然而，当时的世界形势已绝非传统时代，一个落后于时势的文明古国与生气勃勃的西方世界之间的反差，已经非常清楚地摆在面前。或者说，在西方文化强势崛起，列强环伺整个地球的形势面前，中国如何适应这世界的变化，是一个千年不遇的严峻课题。而此时决定中国命运的却是这位精通统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的太后，虽然在形势的逼迫下，也多少支持洋务派、改良派做了一点事，似乎也使中国社会有所进步，但始终无法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甚至造成丧权辱国的后果，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末年演绎了一段极为悲剧的深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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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悲剧在于，当中外文化开始摩擦起火花时，国内出现了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等各种改良的呼声，及一些有世界眼光的学者，可以说，世界局势开始向中国招手。然而，主宰中国的是慈禧，这个对新事物的知识不足，对世界局势反映迟钝的独裁者，居然由她代表真理，由她决定民族的命运。于是，她既可以支持洋务运动，首肯维新变法。也可以挪用军费，发动政变;既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向列强宣战，导致国家和人民惨遭蹂躏。也可以失败后为与列强议和，缔结丧权辱国之条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可以主持新政，比戊戌变法时的举措更有力度，颇获改革成果;也可以阻碍宪政之路，提出“五不议”，搞个《钦定宪法》，用“宪法”来规定皇权专制与独尊。国家就在这样的道路上晃晃悠悠、左右摇摆，不时与一系列灾难并行。
据说，经历庚子事变的挫折后，晚年的慈禧在重大决策方面，常常是焦虑不安、优柔寡断、心力交瘁，还时以泪洗面，表面强势而内心脆弱。但却依然遵循“宁让我负天下，休让天下负我”的宗旨行事，靠权势、性格与手腕、心情掌控中国的一切。为什么国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会被这样一个寡妇玩弄于股掌之间近半个世纪?国家前途只能压在这样的统治者身上进行一场赌博?只能说明，在这片土地上，实在太缺乏政治理性以及制度文化方面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