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点评《东观汉记》时，盛赞汉光武帝刘秀是“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说刘秀“最有学问”，是因为刘秀青年时期曾进入当时最高学府——长安太学学习，属于受过正规教育的高等生，文化水平远胜刘邦、朱元璋等开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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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求学
说刘秀“最会打仗”，是因为刘秀白手起家，披坚执锐，百战沙场，血战十五年，以布衣取得了天下。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因此赞叹道：“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刘邦)而尤难矣。”认为刘秀打江山的难度比刘邦大多了。
▲舂陵起兵
说刘秀“最会用人”，是指王莽乱政之世，海内鼎沸，群雄并起，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犬牙交叉。可是，就在这种纷繁复杂、混乱不堪之中，刘秀却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团结了一帮诸如邓禹、冯异等等当世罕有的英杰在自己的周围，又能因时而起，趁势而进，分解或击破各种势力，甚至收归己用。而在建国统一天下后，也未像刘邦、朱元璋那样屠戮功臣，君臣之间和睦相处，善始善终。唐初名将李靖颂扬说：“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刘邦)远矣。”
▲和衷共济
实际上，除了这三个“最”之外，刘秀“以柔治国”的治国理念也让后人感念不已。“以柔治国”，即李靖所说的：“推赤心用柔治”。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刘秀回家乡章陵(即舂陵)修葺先人墓园祭庙，宴请乡邻。刘氏宗室的老一辈妇女曾开刘秀的玩笑，说：“文叔小时候性格内向，和人交往害羞得像个女孩子，待人温柔和善，哪知今天竟然成就了这么大的事业!”(刘秀字文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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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听了，哈哈大笑，说：“好一个‘温柔和善’，告诉你们吧，今后我治理天下，也是用‘温柔和善’的理念来实施。”(“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在刘秀看来，国家长期遭受动乱，战祸连年，就象一个饱受了病痛折磨的人，要想康复，就得通过柔顺、缓静的方法来调养。他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
▲昆阳大战
另一个相反的例子：17世纪初期到中叶，也就是明朝晚期，中国大地连续发生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的超大规模自然灾害，出现了两次“八年大旱”。在河南，还出现了整整三年时间里没下过一滴雨残酷现实。而在大旱过后，又发生了特大蝗灾和鼠疫。大明帝国国力大损。大明王朝的有识之士，如熊廷弼、王在晋等人都力主放弃关外，收缩防线，积蓄实力，静养待变。杨嗣昌更是明确援引了刘秀隐忍匈奴横行的例子，劝崇祯帝放低姿态，与满清议和。可是，以东林党为首的众多正人君子聒噪于耳，致使大明王朝经年折腾。结果，折腾来折腾去，最终国灭。
刘秀爱惜民力和国家财力，一心推行“以柔治国”，自然要偃武修文，晚年与身边的人谈话，不愿多提及武事。皇太子刘强对父亲行军打仗的事抱有浓厚的兴趣，曾向父亲请教攻战之事。哪料刘秀当场翻脸，大声斥责道：“往昔卫灵公向孔子请教争战之事，孔子不答。行军打仗的事，不是你应该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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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于国事
伏波将军马援是东汉一代名将，他说的一句话：“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实是豪迈之至，千百年来不知激励过多少热血男儿、豪杰志士。
但是，决心远离战事的刘秀和好战的马援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的不同，注定了他们君臣的相处不会太愉快。
马援死后，遭到的政治清算，估计也和这个有一定关系。
刘秀，在马背上得了天下，却毅然决然地拒绝在马背上治理天下。他坚持贯彻“以柔治国”的理念，大力解放劳动生产力，以行政手段实施“度田”，鼓励农桑，推行了一系列“与民生息”政策，重生的帝国迅速崛起，焕发出勃勃生机，很快迎来了中兴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