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84年到1784年一百年的时间里，康熙帝和乾隆帝先后进行了12次大规模的南巡活动。南巡正是帝王与江南地区社会文化的征服和被征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江南地区与大清王朝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近，逐渐融为一体。
12次南巡分别发生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除了康熙帝第一次南巡选择了晚秋至初冬的寒冷时节出行外，其他数次南巡都在新年之后的正月或二月从京师启行，抵达江浙二省的时候正是阳春三月。江南莺歌燕舞，繁花满地，为帝王的南巡之旅增添了不少明媚的色彩。
康熙、乾隆每次从京师下江南，再叫銮至京师，大概要三到四个月之久。这期间，水陆转运、物资调集、人员流动、城市建设等颇经周折，个中酸甜苦辣，只有当事人了解。在当时的条件下，皇帝下江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北京到江浙，往返6000华里。那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车装船载，马拉人扛。每次出巡，皇帝带领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卫队侍从有两三千人，动用五六千匹马，四五百辆车，上千只船，需要耗费一二百万两白银。乾隆第六次南巡时已74岁高龄了，如此长途跋涉，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为什么皇帝却不辞辛劳连续南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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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皇帝出巡有它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开支浩繁，劳民伤财。帝王出行，总要有一定的仪式、规格，总要耗费一些国家财力，即使是康熙南巡也存在同样问题。但这些花费完全在皇帝个人的掌握之中。这样，实际花费的多少就因人而异。能够自我约束的帝王，就会比较爱惜民力物力，顾念民生多艰，不随意糜费：反之，则会大肆铺张，任意挥霍;乃至劳民伤财，损耗国家元气。
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害。通过南巡，康熙、乾隆二帝相当清楚地了解了江南的官风民情，又宣扬了圣恩，对争取缙绅士民、安定江浙、保护百姓的身家性命财产、发展生产、丰富文化、创造和延续大清全盛之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开支确实十分巨大，每次南巡，历时数月，随驾当差的官兵数千名，约需用马数千匹和船数百只，还有几千名役夫，用掉了上百万银两，还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乾隆对此也很了解，他在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既讲述了南巡成功的原因，又明确指出，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入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不可言南巡。过了十几年，他对南巡的劳民伤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联。”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乾隆以后的清代皇帝再也没有南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