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秦始皇吞并六国、大行“包举宇内”之志时，其宿敌匈奴正纵横于北方辽阔的草原上。早在战国时，匈奴铁骑不断劫掠内地，地处北方的赵、燕、秦三国深受其害，遂各筑长城防御。秦统一天下后，利用三国故长城，连为一体，西展至临洮，东延至辽东，筑成万余里的土石防御工程，其主观意图是用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内侵，但长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已远远地超出了单纯的军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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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三北”之一的东北趋于安定。二十九年，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割据势力公然发动战争，侵夺内外蒙古，直接威胁京师。康熙帝毅然决策征伐，很快就阻挡住了噶尔丹的攻势。次年，康熙帝率诸王、贝勒、大臣前往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约集内外蒙古来此“会盟”，定疆界，制法律，为外蒙的喀尔喀蒙古诸部编制盟旗，使其接受清朝的管辖，从而实现了北部乃至西北的空前统一。蒙古问题宣告解决。
就在这次“会盟”之后，有大臣看到长城年久失修，建议拨款修理。康熙帝继承皇太极、顺治帝提出的“满汉一家”的民族思想，进而又发展成为“中外一视”“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发现长城的存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尤其不利于与“三北”游牧民族的政治一体化，于是否定了修长城的建议，并说出了一段意义深远的话：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法养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清圣祖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