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荷包”，令人直接想到的似乎应该是国库。其实中国的皇权制度中，皇帝的个人用度与国家财政分离是很早的，汉代有少府负责皇室用度，所仰仗的收入来源，是山林川泽之利。此后的历代中央王朝也基本延续了皇室收支与国家财政分离的制度，横向比较欧洲及西亚的中央集权君主，这套财政制度相当高明。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皇室收入如何筹措，与国家财政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与皇权制度是相伴随的，而且有时对皇权稳定的影响还很大。清作为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在顺治、康熙时期已经确定了定额化原则的国家财政体制，直到太平天国战前，国家财政都以尽量不增加用度为总体原则。这样来看，清帝国可能秉持着相当“节俭”的财政原则，事实上，乾隆皇帝就经常这样自我标榜。但是，如果考虑到有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在户部控制之外，这一“节俭”的形象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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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最后一个不那么引人注意的钱袋子，居然是税关。税关的定额税收全部交解户部，所以使人容易忽略其税收盈余的去向。实际上，税关盈余收入解交内务府，也就变成皇室的收入。各税关志中经常提及关税盈余提解内务府，以及内务府核销关税盈余的问题，税关要动用盈余银两，还要在内务府核销。也因此，清代不少税关监督就出身内务府，如乾隆初任淮安关监督的伊拉齐，正黄旗，以“内务府坐办堂郎中”身份到任。据说在监督税关的三年多时间中，“敷政宽和，操行洁白”，甚至还拿出自己的俸禄补贴胥吏，以杜绝他们的贪污(“自捐廉俸，量为优恤”，《续纂淮关统志》卷八)。如此做官，怎么完成上级交代的收税任务，并且还能不破产败家，真的值得广大干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