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不杀士大夫的誓碑传说，首见于宋·叶梦得的《避暑漫抄》。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开国皇帝发的誓，对其继承者应该是具有绝对权威和约束力的。
九百年前的赵匡胤，敢立这块不杀士人的石碑，固然出于他万世基业的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势所必然的，符应社会发展的行为。中国人好说“时事造英雄，英雄造时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赵匡胤要结束军人对政治的干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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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兵变当上皇帝以后，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各地藩镇节度，相互割据，军人统领行政，胡作非为的弊端，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兵燹成灾，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乱的败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经对赵普感慨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将领的作恶。所以他下决心要用文人治国理政，于是，就有这块誓碑，虽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尽厥职，创造出宽松的氛围、良好的环境。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以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新科进士鱼贯进入朝堂，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其实唐朝每次科举的录取率仅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这充分说明赵匡胤是下决心要实行文官制度的，为此，他在选拔人才上、储备人才上，采取兼收并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间，实施最公平的择优录取的方针。
两宋王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这块誓碑起到极大的作用。第一，因系太祖所立，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第二，赵匡胤为赵氏家族的开国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箝束整个家族的契约力量;第三，围绕誓碑的神秘设施，神圣仪式，以及谶语咀咒，对后世继承人的阻吓作用，是毫无疑义的。在中国，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这样器识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敢于作出以碑刻这种不易磨灭的方式，作出誓言承诺，不得杀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