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吏治清明固然重要，但是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是树立怎样的国策，给今后的国家和社会打下什么样的基础。唐太宗刚刚登基后不久，君臣之间就曾经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唐太宗回忆道：当初我对魏征说大乱之后不易大治。魏征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大乱之后反而容易治理。就像危难当头，人都想求生，怕乱就盼望稳定，希望治理就容易调教。魏征说的就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道理。他还提出著名的治国原则，那就是“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也就是说统治者怎样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怎样对待君主，这是相对应的，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如果实行以德治国的国策，就一定会成为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国。
在座的大臣们都觉得魏征说的是书生之言，按照他的意见办，国家必定大乱。但是，唐太宗却听进去了，力排众议，确立“以德治国”的基本国策，力行不倦。其实，唐太宗内心并不踏实，他总觉得善人治国，少说也得百年才能成为文明之邦。因此，他做了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但是，结果让他大感意外，只过了短短几年，唐朝就实现了天下大治。贞观七年，唐太宗回顾这场决定国家走向的大论战时，说道：“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谦虚的唐太宗把这个功劳全都归于魏征，说幸亏有了魏征这位“良工”，才将他这块“石头”雕琢成为美玉。推善与人，真君子也。唐太宗的这番表现，本身就是以德绥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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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奠基了文化繁荣
国家要想促进社会繁荣，不是工商官办，而是要大力弘扬文化教育，提倡道德文明，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制度与法律环境，尤其在文化建设方面，这不是任何个人或者团体能够承担起来的工作，必须由国家从全局的高度推进。实际上，衡量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不是看经济指标，而是看文化繁荣与否